北京奥运会中国女足排名第五，与2000年马元安时代参加悉尼奥运会的排名相同，虽然继续着世界大赛不进四强的纪录，却远胜于4年前雅典奥运会时所遭遇的0比8羞辱，尤其在男足国奥导演中国式溃败的大背景下，女足的奥运成绩俨然已经成为某些人引以为骄傲的资本。可事实情况却远非这种不对称比较所能考量。以中国女足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长期集训制的保障优势，完全应该在本土奥运会上取得突破，就像中国打破韩国人垄断的射箭、冲垮欧洲人垄断的赛艇等项目一样。但由于从雅典到北京的4年备战周期当中，以谢亚龙为代表的中国足协不断做出背离项目规律的决策，以权力强奸民意，用外行指导内行，才让中国女足在百年不遇的本土奥运中寻求突破的梦想破灭，如果后奥运时代依然不能进行深刻反思，这种“体制型人祸”注定将会继续下去，而不论谢亚龙的去与留。

　　【4年锐减4月】

　　国际上只有两个国家拥有举国家之力保障女子足球队拥有长期集训制度——中国和朝鲜，而中国又具备朝鲜根本不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开放优势，当朝鲜因极度缺少国际赛事而苦恼时，中国女足却得以享用足协每年数百万元的投入所换来的欧美拉练以及诸多邀请赛，足协甚至随时抛出不菲美金聘请外籍专业人士来指导玫瑰。尤其是每年将近10个月的长期集训制度，更是任何女足强国的国家队都不可能享受到的优势，前德国队主帅蒂娜在雅典奥运时便曾感慨道：“受惠于这种无与伦比的体制，任何轻视中国女足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深谙竞技体育之道的谢亚龙眼光当然不会次于蒂娜，2005年2月上任之初，他便把2008年的奥运赌注押在女足身上。

　　谢亚龙上任1周后首次出差便是赴毛家湾考察中国女足，第一个做出有关人事变革的决定是在上任3个月时用裴恩才取代王海鸣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甚至在当年7月末第一次御驾亲征时，谢亚龙也无比坚定地看好女足，他以女足团部最高长官的身份全程经历了在韩国举行的东亚四强赛……如果能够坚持下去，中国女足命运或可否极泰来，但谢亚龙从韩国归来后却陡然间变脸，他以逼裴恩才请辞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修剪枝杈”。

　　仅仅因为一次区域邀请赛战绩不佳便将主帅粗暴拿下，说明了谢亚龙处事性格中不健全的一面，不够宽容仁厚、不能容忍属下犯错、排斥民主喜好强权铁腕，但在当时“一切为2008奥运备战”的中国体育政治的大背景下，谢亚龙所做出的决定却也是体制的必然结果。

　　在2005年1月谢亚龙上任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便成立了奥运备战领导小组，是这个机构将足球的门外汉谢亚龙任命为足协大当家，而包括女足在内所有奥运备战项目的主教练人选也必须要小组批准才能生效。对于谢亚龙用裴恩才取代王海鸣不过才4个多月之后便要拿下裴恩才再次重新选帅，中国体育最高权力机构给予了强力支持，这次试探所带来的结果让谢亚龙胆气大增，也一举奠定了中国女足后面的基调，谢亚龙开始不断用更换主帅来完成女足的2008奥运豪赌：裴恩才之后，王海鸣临时救火1个半月，接下来马良行掌舵13个月，李飞宇逼走马良行后王海鸣再次救火完成3个月过渡，多曼斯基来华在任5个月，伊丽莎白接过衣钵4个半月……

　　谢亚龙任内不到4年的时间里，中国女足却总计经历了“王海鸣—裴恩才—王海鸣—马良行—王海鸣—多曼斯基—伊丽莎白—商瑞华”8个阶段，其结果直接造成了中国女足战术体系支离破碎，在足球这个集体项目中，一支极度缺少技战术思想延续性的队伍想要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断然没有可能。而且，频繁换帅也令以举国之力保障女足长期集训制度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原本是以4年为一个单位的奥运备战周期，就此被谢亚龙缩短为4个月——商瑞华之前一切关于女足的投入，都被这种权力资本白白浪费。

　　尽管以敢言著称的郎效农退休前曾告诫一心想把联赛变回到南北分区赛制的谢亚龙一句话——“当家不作乱”，可谢亚龙在女足上却始终兴风作浪，在他掌舵中国足球的时代给女足造成的损失已不仅仅是奥运任务没有完成，曾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整个中国女足体系资本也被挥霍殆尽。

　　从2007年起，最早实现主客场赛制的中国女足联赛被“行政指令”腰斩，变成赛会制比赛的结果是大多数女足赞助商逃之夭夭。而且，中国女足国际排名从谢亚龙上任时排名第6，一路下滑到排名第14，在连续两年(2007年和2008年)在阿尔加夫杯中则出现难以想象的大溃败，由于溃败根源是因频繁换帅造成的球队军心不稳，“阿尔加夫死亡日记”的书写者也正是谢亚龙。

　　【朱领队的最终错位】

　　4月18日中国足协公布国家队名单当夜，北京某报记者问商瑞华“马晓旭为什么没有进入名单”，商瑞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不可能啊，马晓旭进名单啦！”此前一天，马晓旭已经通过了亚洲膝关节领域权威余家阔医生的“审核”，这位北医三院的专家告诉马晓旭说：“虽然你还不能参加对抗，但现在可以恢复训练。这届奥运会，你肯定赶得上！”2006年以国青队主帅身份夺取世青赛亚军的商瑞华对于马晓旭可以归队颇感快慰，但他万没料到，马晓旭的名字竟然被领队从集训名单中划掉。

　　这是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出现的状况。更可悲的是，中国女足主教练竟然连自己选定来集训球员的名字被领队划掉都不知道！这其中所体现的已不仅仅是主帅决策权丧失，甚至连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都已经没有。

　　据内部人士透露，将马晓旭从集训名单中删除源于两点原因，一是马晓旭早有“不好管理”的传闻，由领队取消她的集训资格可以给倔丫头一个“下马威”，也让她明白“队里的老大究竟是谁，别以为有了主教练的欣赏就万事大吉”；第二个原因说起来可笑，竟然为了节约有限的集训经费，掌控财权的领队拒绝给一个尚不能完全参加正常训练的伤愈球员发每天200元的补贴，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节省的这些许钱财，付出的却是马晓旭伤别奥运的惨剧。

　　直到6月13日，在舆论的呼吁以及商瑞华反复申请的情况下，马晓旭才重新归队，在7月30日韧带再次断裂之前这段时间，马晓旭以每天最少三练、最多五练的高强度魔鬼法则进行恢复性训练，与时间赛跑而不计后果的训练强度，最终导致马晓旭不曾动过手术的那条好腿膝关节终于承受不住这份负荷，在中国女足进入奥运村的前一天倒在中美对抗的赛场上……与生命中第一次奥运会诀别是马晓旭的悲哀，而在奥运会被日本队先进一球后商瑞华陷入锋线无人可用无法进行战术变换的尴尬境地，则成为中国女足在家门口折戟的命中劫数。

　　其实，在队委会强势推行到各运动项目的过程中，“领队弄权”早已经不是什么鲜见的现象，在中国女足更是早已有之，甚至在李飞宇领队女足时代越过马良行开除袁帆之前，便多次发生过由领队掌控国家队球员进出的情况，只不过少有敢于抗争的主教练出现。相对幸运的女足主帅是马元安，因为在那个时代长期担任中国女足领队的是足协一把手王俊生，为人低调而厚重的王更喜欢抓大放小，不仅给了马元安长达10年的带队时间，而且充分放权不干涉马元安选人用兵，而中国女足依靠专业体制保障的优势也正是那个时代得以放大，创造了铿锵玫瑰的辉煌。在刚刚结束的商瑞华时代，领队不仅集训名单中可以“删除马晓旭”，在确定奥运会参赛名单时，主教练从来也没有绝对话语权。北京奥运会包括王坤等本该进入18人名单的实力派球员因故落榜，也同许多“奥运潜规则”有关。不完全唯实力而“凭关系”的奥运名单确定过程，所违背的是最起码的运动项目规律，中国女足最终遭受惩罚也是必然。 
　　【道恩让老帅靠边站】

　　盘点中国军团狂揽100枚奥运奖牌的各个项目，其团队中无一不是汇聚了国内或国外最优秀的教练员，良师出高徒历来是竞技体育中颠扑不破的铁律，但中国足球国字号教练组成员却从来不是择优录取，如果说选主帅是以谢亚龙为首的足管中心官僚们“拍脑门”的产物，牢牢“把持组阁权”更是成为官宦们营私舞弊的舞台。

　　谢亚龙上台后，历任男足国家队助理教练莫不是在国内联赛中无处可去的被淘汰者或者失意者，从李树斌到王宝山等人无一不是此类。凭什么他们会被足协相中？除了“人情关系”再找不到其他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一系列职务行为中是否存在贪腐弊案不得而知，但剥夺本该是国家队主帅所拥有的组阁权，其结果带来的却是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每况愈下。将国家队助理教练班子变成为朋党天下，对拥有组阁权的官员们最大好处，是可以直接将行政长官命令变成球队行为，以达到一旦主帅不服从的情况下，完成对国家队控制的目的。

　　同一屋檐下的女足同样如此。早在阎世铎时代，中国女足还曾举行过国家队教练竞聘，虽然结果证明那只是象征性的走过场，本质是分管女足的副主席薛立以此赠给“内定主帅”张海涛服众的名分，但至少还饱有一份名义上的“民主”。但谢亚龙时代却彻底丢弃了所有民主，除了多曼斯基和伊丽莎白两位洋帅，没有任何一位女足主教练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寻找助手，拉郎配让中国女足错过了一次次复兴良机。

　　主帅丧失组阁权令女足教练班子内部出现长时间的“多头制”，主教练不仅缺少选人用人的绝对权力，在训练方式乃至技战术制定上也经常掣肘。由于主教练从来不是核心，马良行被逼走过程中领队李飞宇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助理教练依仗同某些高层领导的亲密关系不配合主教练甚至唱反调时而发生，构成为主帅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

　　商瑞华备战奥运过程中，同样没有冲破足协对“组阁权”的垄断，下岗两年赋闲在家的陈金刚便是足协钦点加盟中国女足、而商瑞华不能推辞的奥运时代女足助教。临近奥运倒计时一个月之际(7月4日)，来自中超成都谢菲联俱乐部的技战术分析师道恩抵达天津同中国女足汇合。这是越过商瑞华，完全由领队直接安排到女足教练组的外教。依照朱和元最初的介绍，凭借其“私人关系求黎兵”才请来道恩，并且完全免费，但一个月后新闻官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答案，“足协依照外教标准付费给道恩”。其实，是“重金请来的外教”还是“白求恩式的义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奥运会备战最关键的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朱和元请来的道恩究竟给中国女足带来了什么？

　　道恩到来之初便给姑娘们带来“头脑风暴”，爱尔兰人强调“中前场强盗式的抢断思维”，尽管从主帅到姑娘们普遍认为“中国球员不具备这种全场抢断的能力，能够在中后场完成抢断就不错了”，但道恩却不认同，以西方人的教育方式给姑娘们灌输了信心，告诉姑娘们“你们可以做到。”道恩的理念也许是先进的，但对于从来没有过女足执教经验的一名英国人，他断然不可能了解中国女足特点，距离奥运会最重要的临阵磨枪期陡然间要在理念上更改中国女足，更显得突兀而不切实际。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拥有长官支持的道恩却游刃有余地将自己的理念灌输给中国玫瑰，在秦皇岛进行最后备战期，多次在训练中出现商瑞华伫立一边，由道恩全程主持中国女足训练的情景……在被问及“道恩给予你什么帮助”时，商瑞华常用的是花甲老人才能展现的事故的笑容来代替回答。

　　【足协高官的业务会商】

　　北京奥运让“谢亚龙下课”成为一个流行词，但以此判定谢亚龙能力不行或者说人品很差很不客观，因为能够在严格的中国官员晋升体系中获得司局级高位，足以证明谢亚龙具备相当的才能。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谢亚龙当船长这四年时间里，中国足球这艘巨轮驶入死海并在奥运会上成为最具反面教材性质的项目典型？唯一的答案是源于体制，体制塑造了这幕中国足球的悲剧，也定格了谢亚龙的千古恶名。

　　奥运男女足双折戟后，某足协内部官员曾对记者哀叹道：“这是两年前就已经注定的命运”。官员的感慨源于2006年亚运会前总局下发的一则高层指示——“在奥运备战过程中，各运动中心分管领导要从‘后勤保障型’向‘技术决策型’进行转轨”。以强化队委会领导为目的的这则指示，对于由周继红(游泳中心副主任)、李永波(乒羽中心副主任)等行家主导的项目或许有利，但对短跑出身的谢亚龙、打冰球出身的南勇等中国足协主要领导而言，却成为可怕的“末日诅咒”。

　　当然，更可怕的，是谢亚龙所代表的足协官僚群体对这则指示的理解和执行度，女足尤甚。

　　2006年亚运会刚过，谢亚龙便提升李飞宇担任女足领队。与李飞宇同时获得晋升的不乏熟谙女足情况的足球博士陆煜等中层官员，但选择李飞宇却更符合对“从后勤保障型向技术决策型转轨”的总局精神的理解。果然，李飞宇上任伊始便以强势姿态进驻女足，本着“向技术决策型转轨”，从未当过一天教练的这位体大毕业生，上任一周后便在训练场上公然指责马良行训练不到位，进而越权开除袁帆，在逼退马良行后更是直接登上讲台……在舆论哗然难以收场之际，谢亚龙又搬来了总局高层领导救驾，一次贵州都匀之行给出的定性是“挺李杀马”。有了高层力挺，才开启了中国女足连续两任洋帅时代。

　　2007年2月11日，记者与谢亚龙同机从贵阳返京。此前一天，谢亚龙刚刚陪总局某领导在贵州都匀火线探视女足，在马良行不在队内的情况下，机场摆渡车上的高官们在一起所交流的话题也是纯粹的技战术，这不像是行政领域官员之间的业务交谈，更像是足球教练之间的业务探讨！

　　“好的规则会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会让好人做坏事。”一位哲人的说法或许是玫瑰衰退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