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退休在家多年的火车头俱乐部原总经理席绍忠 

　　来往的车辆飞速穿梭，穿过一条昏暗的地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已显陈旧的牌匾，享有“中国阿贾克斯”美誉的火车头俱乐部便依傍在天津北站立交桥边。走过一段不长的小路，火车头的大本营便露出了“真身”——铁路第一招待所，一幢陈旧的小楼，从这座楼里走出过曲波、杨君、白毅；走出过马磊磊，如今在上海滩打得风生水起的冯仁亮、宋博轩则是这条球星生产线的最新产品。就是这样一支在中国职业联赛最底层不懈拼搏的球队，为中国足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球员。

　　火车头俱乐部隶属于中国铁道部，在天津足协注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支还隶属于行业体协的足球俱乐部。火车头在职业联赛历史上从来没有进入过顶级联赛，他们从1994年-1997年一直都在甲B联赛征战。随着职业联赛的迅速发展，火车头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越发凸显不适应职业足球的要求，尽管他们依然有很丰富的人才储备，但他们的一线队伍缺乏造血机能，最终降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最底层的乙级联赛。正是这次降级的噩运让火车头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利用铁道系统的金字招牌，以及诸多的优惠政策，火车头从小做起，逐渐干起了“倒卖球员”的生意，并且越做越大。

　　走进俱乐部办公楼，一层的橱窗已经可以清晰的告诉你这支球队的光荣历史，你会发现橱窗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令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给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如此多的知名球员都是出自于火车头俱乐部的青训系统。与辉煌的历史相比，如今俱乐部的硬件条件颇为寒酸，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凸显了俱乐部目前的生存环境。

　　“中国足球现在环境可以说是跌入谷底，要人的俱乐部少了，我们现在并不指望靠卖球员赚钱，只要有合适的俱乐部要，我们都会放人，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一位俱乐部高层如此表示。

　　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展，足球热日益升温，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状态。全中国的足球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按照前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冯剑明的话来说：“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所以上的足球学校。”可见当时足球学校的火爆已呈病态之势，其中鱼目混珠之辈比比皆是，很多实际上就是草台班子，既不具备办学培训条件，也不具备教练员的资质和能力，都是抱着“捞一票就撤”的心理，意欲借助足球这个工具，以谋不义之财。

　　在当年这等大背景下，火车头俱乐部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生存模式，并逐渐成为了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方面的成功典型。在体校机制取消之后，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一直就是走足校机制和火车头机制两条道路，足校一年几万元的收费渐渐使其成为了贵族学校的代名词，在招生时，大多数足校都是将生源能否交得起那笔高昂的学费作为第一条件，这一点上，即便是像山东鲁能足校这样的金字招牌也不能免俗，鲁能足校除去一小部分尖子球员外，大多数的小球员都要交纳一定费用才能入学。在这方面，火车头偏偏是不信邪，他们看重的是小球员能否具备培养成材的基础，日后能否将其转卖给中超俱乐部，从而获得一个好的价钱。

　　只要是火车头俱乐部看上的好苗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跟俱乐部签订合同，将来球员的转会费全部归俱乐部所有。俱乐部冒险走出的这一步，对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当时这一步没有中国足坛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之心，而是踏踏实实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从最基础最底层做起。

　　当时的火车头俱乐部从来没有在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都是靠圈内人上门推荐或教练到天津甚至全国各种少年比赛中去寻找好的苗子来进行选拔，小球员必须通过俱乐部对球员身高、速度、意识的测试合格后才能录用，不然给再多的钱有再深的关系也不会要。坊间传闻，一位中央某部长的侄子因为不符合俱乐部选拔要求同样被无情拒绝。对于一下子拿不准的队员，可以先交一点费用跟着训练，但俱乐部不与之签合同。

　　除去一系列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测试外，俱乐部也会因人而异，采用一些看似有些脱离科学轨迹的“原生态方法”来挑选球员。例如，根据球员父母的身高和球员本人上下半身的身材比例来判断其将来的身高情况。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根据男孩的生殖器官来判断其雄性激素的高低情况，看其是否适合从事高强度、对抗激烈的足球运动，据俱乐部一位资深官员透露，生殖器短而粗、阴囊紧绷的小男孩就是踢足球不错的好苗子。

　　选拔标准严格，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起初，当时1981-1982年龄段的球员在一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训练场地，教练就带领着球员们在北宁公园内的一片树林里训练基本技术，两棵树之间就是球门，地上遍布着杂草，足球会不时的跳起，到了冬天这片基地成硬邦邦的土地，球员们每天训练结束都会变为一只只泥猴。特殊时期的训练条件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在比赛方面却是有所保证，每年火车头要打60场以上的比赛，在天津找不到合适的对手时，就会去全国各地寻找不同的球队交手，只要队员得到了锻炼，俱乐部高层对投入毫不吝啬，更不看重比赛的输赢。就是在这样的训练机制下，曲波、杨君、白毅等球员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为他们日后征战职业联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选材方法为众多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继续踢球的机会，也让火车头成为了中国足坛的一朵奇葩。

　　可以说，当时能够进入到火车头踢球，是天津众多小球员心中最大的梦想。超高的成材率固然吸引众人，火车头俱乐部在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上也是极具人情味。伙食问题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面，那时一些足球学校的伙食费大多对外宣称一个月500元，但那些私人投资方为了从球员身上赚取更多的钱，往往就会在伙食上偷工减料，有的甚至一个月会克扣下一半之多，这种状态下球员们的一日三餐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许多足球学校就与家长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周末伙食质量迅速蹿升，其余时间则马马虎虎，目的就是遮住家长的眼睛。  与那些黑心足校相比，火车头俱乐部随时欢迎家长观看球员的训练、学习和就餐，因为他们保证球员每天的中餐和晚餐伙食标准在25元的水准。每天由队长分发饭票，球员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到餐厅自由选择，鱼香鸡丝、孜然羊肉、红烧肉等众多菜肴均是现点现做。甚至当时在市场上还较为稀有的牛蛙，在火车头的餐厅内也已经属于家常便饭，甲鱼也是经常被端上餐桌。这些都令当时与火车头同在一片屋檐下生活的泰达青年队艳羡不已。每当进入夏季，炎热的天气使得球员在训练后几无食欲，这时教练员就会亲自去市场采购，为球员炖乌鸡汤滋补。伙食有了保证，球员们的身体发育就减少了人为因素。这样的伙食标准放到现如今，恐怕有的中超球队都难以企及，深圳队不还是经常拿酱菜来对付球员吗？

　　除去伙食丰盛，火车头俱乐部在当时还为已经退役和未能进入职业队的球员提供就业的机会。借助于自身属于铁路系统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俱乐部会根据个人意愿，安排工作。一些退役球员想从事教练工作的，俱乐部会安排其定期参加由中国足协组织的教练员培训班，待到个人能力得到一定积累时，就会将其安排到经验丰富的教练身边担当助手，为日后独立执教积蓄能量，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一些最终未能踏上职业赛场的球员，俱乐部会安排他们进入到铁路系统下属的单位上班，提供一份有所保障的工作，为今后的生活消除后顾之忧。如今在火车头的大本营——铁路第一招待所，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还是食堂的采购人员，抑或球队主场的维护人员，其中有很多都是之前效力于火车头各梯队，但最终未能踢上职业联赛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