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比利时人尤根结束了自己在申花的六年队医生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五个月后的布鲁塞尔，我和这个安德莱赫特俱乐部的理疗师在机场旁的酒店里长谈到凌晨。听他讲申花，提到很多人，嘴边挂着微笑——被回忆的光芒照亮的微笑。

　　尤根的离开，有很多被动的成分，他原本是想在中国多留几年。在他离开前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说自己想出一本自传，讲述一个比利时医生在中国的经历，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写。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故事没有完，也许还是等到终结的那一天再开始写，比较好。他其实是无奈离开的，虽然没有人开口让他走，作为老板的朱骏甚至在获悉他离开的决定后请他喝咖啡试图挽留他，然而一颗伤透了绝望了的心是无法挽留的。在事情过去以后，尤根说，他那时是必须走了，他可以接受降薪，接受被房东驱逐，他唯一的要求只是给他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所谓“自己的事情”，就是一名队医该做的事情。所谓“自由”，则是让那些什么都不懂却要对他工作横加干涉的人都闭上嘴。

　　尤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出于一种在废墟上建立王国的强大决心，他扔下了自己在比利时的诊所，扔下那份比在申花赚更多钱的工作，只身来到一个文化迥异的陌生环境。初来乍到真是要命，有一天他开着车执拗地围绕一条小马路兜三圈寻觅一个车位时突然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会问自己，你究竟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跑到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来。我想了很久，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和自己作战的人。”在中国，他受到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召唤，拿出了全身力气与某些势力抗争。第一次采访他是在他救了于涛的命之后，这个队医气愤地说起杜威在国奥队那次受伤，一个所谓的浏阳神医用一帖黑药膏和经“特别加工”的树皮，取代了石膏，并号称根本不用动手术就能治好。自然，球员的治疗被耽误了。尤根说，这次事件是中国足球的耻辱。

　　同样荒唐的事情，他在中国不晓得遇到过多少，但再大的困难没有把他吓跑。他从来没想过，促使自己最终离开的会是那样荒唐的原因。尤根说，自己在中国的这六年，就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和恶劣的医疗环境以及人们头脑里的怪想法作战，更是和自己作战。这场仗打了六年，结果已经无所谓。这些年，他其实是在为一些对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是他不后悔，如果未来申花的环境改变了，如果俱乐部向他发出呼唤，他很难拒绝，“我还是会回到中国，继续打这场结果或许早已注定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