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足人口数约为60万，德国35万，足球王国巴西也有着20万以上的女足人口。而在中国，即使在十年前，铿锵玫瑰尚有余勇时，从事女足专业训练的最高人数也不超过2000人。

　　特约记者/晓 光

　　9月11日，中秋节前夜，中国女足0:1不敌以替补出战的日本队，她们的伦敦奥运会之旅成了泡影。从去年痛失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到如今首次与奥运会无缘，玫瑰昔日的铿锵形象已经完全坍塌。

　　其实，女足失败的“祸根”早已埋下。早在多年前，在中国女足在奥运会和世界杯上昙花一现后，由于中国足球管理者的“失职”，诸多的“人祸”和“天灾”让女足一步步沦落成“亚洲二流”、“世界三流”。

　　“出局”是必然

　　曾几何时，无数球迷以铿锵玫瑰为豪。当年，关于铿锵玫瑰描述的只是一代女足球员，在一场特殊比赛的时代背景下的“铿锵”。这一簇曾经娇艳的玫瑰，本来就是空中楼阁里陡然绽放的另类。知名评论员颜强撰文称，这簇玫瑰没有根脉，没有适合她们生长的土壤，也不可能得到始终如一的呵护。因为女子足球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一项真正的运动。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中国女子足球曾经的兴旺，当举国体制极度向奥运金牌倾斜时，女足的衰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倘若有人有铿锵玫瑰情结，那么只能接受这样一个惨淡的事实：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女子足球运动。

　　看看铿锵玫瑰的时代吧。早期的潘丽娜、李秀馥、刘爱玲、吴伟英、牛丽杰，她们为铿锵玫瑰打下了基础，只是这些女足国脚，包括后来的高红、赵利红、韦海英，几乎都是在老的体校体制中由其他运动项目改行来从事女足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组建女足，正是因为女足运动逐渐在国际上兴起，中国体育的管理者觉得应该在这个体育项目上有所展示。于是以当时的各层级体校体制来“创造”女足，将一批其他运动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纳入这个新体系，其中田径选手尤其多，因为她们的身体素质能达到这项新运动的要求。在那个年代，主管领导用行政手段“创造”女足，有着充足的理由，“因为我们没有群众基础”。在国际竞争水准较低的环境下，在其他运动项目接受过长期专业培训的玫瑰们，很快就能达到较高的足球水准，并且取得相当的国际赛事成绩。至少在亚洲，中国女足一经组建就所向无敌。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并力推女足运动时，中国足协的官员们却依然在“安乐窝”里，做着女足在国际大赛上再创佳绩的美梦，至于“群众基础”，关于女足发展大计，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

　　那么，中国女孩子为什么要踢球呢？几年前，孙雯在上海为女足世界杯造势的活动中，曾向一群十多岁的女足小队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她得到的答案大体一致：开心，好玩，喜欢。这其实也是孙雯自己的答案。当年，孙雯曾为一个著名运动品牌拍摄广告片，镜头中的小女孩以上海石库门为背景踢着野球，甚至砸坏了邻居家的玻璃，那正是她曾经的生活。

　　3岁的时候，韩端在大连一所小学的操场开始踢球生涯，父亲带领着她绕着一排柳树练盘带球，她很快着了魔；8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希望改变其腼腆的性格，北京女孩郭昱开始跟着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踢球；河北张家口的女孩张娜从小好动，家人记忆中她是先学会跑后学会走的，9岁的时候，张娜喜欢看高年级的男女同学踢球，偶尔也凑上去踢两脚，她也着了魔；16岁的时候，眼看着短跑上练不出什么大名堂，正思量未来职业的十堰姑娘刘爱玲被选去踢足球，她只是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着魔并非虚言，事实确实如此，曾有多个女足的球员证实：每个女足球员走上这条道路都是因为兴趣，进而热爱，再难找出其他理由。而女孩子敏感的内心一旦与足球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一切浪漫的、执著的、清纯的、澎湃的情感故事都会随之而来。

　　她们从喜爱出发，并不去考虑未来，那些女孩没有一个是为了美好前程才加入女足的。但是，最终，“未来”还是近乎残酷地摆到了她们面前。这份职业没有好的收入和好的保障，即使是最辉煌的那一批，现状也难称美好。所以不难理解，在经历了短暂的“铿锵玫瑰”的辉煌时代后，中国女足注定要失去未来。

　　由于足协管理者的失职，再加上对女性踢足球的偏见，近些年来中国女足的整体水平在世界足坛直线下滑。有专家称，在传统思维的惯性下，整个社会对女性参与足球这项看似十分雄性、对身体对抗要求很高的运动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确实，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自己的女儿去参与足球运动？偶尔踢一踢都会显得另类，让宝贝千金往专业路子上发展，就会招来无数怀疑的眼光，所以女子足球在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基础。

　　举国体制集中资源的短期刺激作用，在国际竞争相对缺乏的环境里，优势巨大。短期成绩还能形成短期复制作用，像孙雯、浦玮这些后期玫瑰，都就从10岁前便接受了专业足球训练。但这些二代玫瑰，并不是女足运动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开始，而只是在有限的体校系统里拔了几根苗子。既然没有一片广袤的土壤，苗子也是越拔越少，到了马晓旭、韩端后，几乎无人可用。

　　现在中国有多少女性在专业踢球？现在中国女足选材面有多广？有专家指出，这是个有点恐怖的问题，各种途径显示的女足选材范围仅仅是在150到200人之间，这意味着女子足球在中国，几乎是一个濒临绝迹的运动。哪怕是十年前，借1999年女足世界杯铿锵玫瑰余勇组织的国内联赛时期，从事女足专业训练的最高人数，也不会达到2000人。而这项运动在国际上的发展状况呢？美国和德国，作为最强的两个女足国家，经常性参与足球运动的女性人数，都在六位数以上。根据FMMI调查数据，美国女足人口数约为60万，德国35万。足球王国巴西，也有着20万以上的女足人口。如此庞大的草根参与人数中，出现米娅·哈姆、普林茨和玛塔的可能性自然就会高。

　　由此可见，女足在中国压根就不是一项真正的运动。铿锵玫瑰值得怀念，却很难奇迹重现，因为中国女子不踢球，且社会民众不接受、不参与也不鼓励女足运动，这是谁也无法回避又确实存在的事实。

　　别拿“体制”说事儿

　　每每中国足球成绩不佳时，总有人拿体制说事儿，把“体制”当成挡箭牌。实际上，客观地说女足的失败归根到底在于中国足球管理者急功近利，过于迫切地将玫瑰插到花瓶里，使之成为装点政绩的形象工程，而没有脚踏实地培育女足发展的土壤。结果，几支玫瑰在花瓶里枯萎了，而土地里再没有更好的玫瑰长出来。不耕耘，却只想着收获，盼着能再让一个光鲜的形象工程遮盖基础工作的虚弱，这种事情长年累月真实地发生着，的确很讽刺。

　　基于困顿的现实和曾经的富贵，当中国女足日益没落之时，几个月前日本女足却不可思议地夺得了世界冠军。那一刻令许多中国球迷内心无比纠结而抓狂。有专家指出：现在总有一些人习惯把责任推给现有的体制。对于我们来说，体制其实是个死结，已讨论得太久太久，以至于把争吵当工作。太多的官僚，更在“改革”与“如何改革”的幌子下混自己的舒服日子，混着混着，四年过去了，又一个四年过去了，他进去了，他高升了，他要退休了。

　　所以说，对于女足管理者而言，是躺在体制的温床上意淫“十年规划”和“百年大计”，并口吐莲花糊弄大众，还是在体制内抓紧每一分钟从点滴做起，这是考量每一个官员有良和无良的唯一标尺。前者，是虚伪的政客，后者才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实干家。其实中国足球的问题，已简单到一个常识，那就是足球要有人踢，它才会动，盖大楼，要先从烧砖做起。烧砖这事儿，“韦足协”也不是没有动作，那个轰轰烈烈的“足球进校园”在国字号全面崩盘的背景下，俨然已是韦迪的最大政绩。但实际上，进校园，只是停留在拨一笔钱，给圈定的学校发几套球衣和几个球的层面，这个巨大的“秀”后面，是校长、家长、班主任、体育老师都不希望孩子们踢足球的艰难现实，问题如何解决，足协把该花的钱花了，就觉得自己圆满完成了任务。曾经，在体制之下，中国女足先后实现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美国女足世界杯亚军的辉煌。还是在这个体制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延续辉煌呢？这其中，管理者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在长期跟随女足采访中，记者曾经更深层次地了解到，对于那些踏上专业足球道路、尤其是进入国家队的女足球员而言，与“爱美的青春”一同失去的，或许还包括足球带来的原初的快乐。它正被一些叫做艰辛、压抑、伤痛的东西一点一点消解掉。比身体的疲劳更难忍受的，是爱的缺失。刘爱玲那一代球员，大多30岁以后才找到感情归宿，她们退役之后选择结婚、生子的速度，几乎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而像孙雯这样的大龄单身，更是渴望着家庭的温暖。几年前，更是有上海媒体记者帮她在报纸上发布了征婚的消息。有人曾传言，女足运动员中可能会有同性恋现象。但多位熟悉女足的记者认为，“同性恋倾向”的说法太夸张。从小一起生活在极度枯燥、乏味的空间里，女孩的天性很容易使她们表现得过度亲昵，这便形成了外界的误读。或许把它看做情感沙漠里的某种补偿更合适。假使姑娘们得不到什么改变境遇的帮助，起码不应该遭受冷眼和流言。

　　其实，在足球的道路上，中国女孩们缺少的又何止是情感之爱。7年前，在雅典奥运会前夕，时任中国女足主帅的张海涛正率领姑娘们在香河基地挥汗如雨地苦练。这时，场外突然来了一群人，看规模有四五十个人，他们扛着摄像机、照相机，一看就是记者。场边的任丽萍看到熟人打起了招呼：“嘿，罕见啊，场面很大啊，你们怎么来了啊？开始关心女足了？”记者们不好意思了：“男足不是在这里训练吗？我们来采访，他们还没开始训练，所以先来这里看看。”任丽萍脸上出现一丝失望和无奈：“哦，不是专门来看我们的呀。”同样在那天下午，中国之队的一家赞助商专程赶到香河基地向男足捐助新款手机。张海涛从记者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脸上有些诧异，但仍旧面带微笑：“只给男足手机啊？不给我们女足吗？同在一片屋檐下，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公平？”通过这样的小事儿，我们也不难察觉，这些年来足球管理者对女足的漠视。再具体到女足的收入和待遇方面，日前在女足无缘伦敦奥运会后，曾经的女足功勋教练商瑞华感慨地说，现在女足的问题比男足严重，“男足运动员，虽然以后的工作不能保障，但至少眼下能赚钱，主力队员每年的收入都是以百万计算的。相比之下，女足的收入少得可怜，每月的工资尚不足2000元，各方面的诱惑又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踢球的肯定不想去踢球，选择踢球的也很难安心踢好球。”

　　显然，女足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体制的问题。

　　何不学学近邻日本

　　近10年来，中国女足先后更换了10任主帅。无论是本土的马良行、张海涛、王海鸣、裴恩才、商瑞华，还是洋帅多曼斯基、伊丽莎白，无一不是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迫走人。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战术思想的混乱不一，最终也导致了中国女足一滑再滑。可以说，正是中国足协在选帅用人上的首鼠两端，造成这些年里中国女足挥霍了最好的基础和资本。随着女足人口的减少，中国女足整体实力下降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再加上中国足协对女足运动长期缺乏支持，中国女足无缘奥运只不过是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而李霄鹏只不过是足协这场赌局的替罪羊而已。

　　客观地讲，在中国女足运动如此冷清状况下，我们的女足国家队能在本次奥运会预选赛上5战1胜2负2平位列第4，球员已经尽力，她们在赛场上表现出了坚持和不放弃，我们应该向球员、教练送上足够的敬意，他们已经足够努力，谁也不亏欠谁，更不必向谁道歉，应该感到歉意的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当初的铿锵玫瑰失去了茁壮成长的土壤，竟然迅速枯萎到了如此程度，当年的世界亚军如今竟然连奥运会资格都苦苦挣扎而不可得。

　　由此可见，中国女足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多年来，行业内外都在为女足担忧，各种问题探讨分析得已经十分清楚，但这些都无济于事，事情还是向着最差的方向发展下去，我们只能看着对手一个个地超越过去，只能在不断的倒退中痛心疾首。如果对比近邻日本，讽刺的效果就能翻倍，我们的女足在同美国争夺世界冠军之时，日本女足还微不足道，但是，继男足之后，日本同行给中国足球管理者又上了一课，他们善于学习吸收的能力加上认真、严谨、踏实的作风，让日本女足从无到有，直至成为世界冠军。可以说，就在中国同行三三两两乐此不疲地摸石头的时候，日本足球已经慢慢建起一座桥集体过河了。

　　何时中国足球也能建起通向成功彼岸的桥呢？答案难以预见。在中国足球面前，任何乐观者都要变得悲观，问题太多，死结太多，整个运动发展系统都不科学、不通畅，何来光明的未来，有的只能是恶性循环。形象工程坍塌了，女足运动也必将边缘化，没有政绩价值，投入也必然萎靡，人才会慢慢逃离这个领域，最后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运动，最终只能彻底向女足告别。也许，如今女足的失败是件好事，与其勉强支撑着一个形象工程，不如暴露现实真相，至少可以让管理者放弃臆想，认真问自己一个连球迷都已经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能把一件很好的事情迅速搞砸？为什么宁愿假装摸石头也不愿向日本学习、踏踏实实地修一座桥？

　　日本女足世界杯夺冠后，很多媒体记者围着足协女足委员会主席上冈荣治，纷纷询问日女足成功的“秘诀”。上冈荣治一言蔽之：“努力踏实地工作，这就是全部的秘密所在。”当时，有业内人士尖锐指出：跟日本人相比，恍然觉得我们的足球领域，充斥了太多的骗子。其实，在体育领域，日本是亚洲货真价实的 “先行者”，中国应该先从它身上找找感觉。日本总是最先从西方体育列强那里抢过领骑衫，然后变成自己的优势项目，乒乓、女排、体操等等，莫不如此。中国正是在学习了日本上述优势项目之后，最终超越日本。至于足球，几乎是唯一的反例，无论男足女足，中国都曾远在日本之上，这更好，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更添了底气。

　　其实，任何国家、任何一项运动的发展都要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经费不足也曾是日本女足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日本女足联赛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女足俱乐部都没有自己的主场，全年的联赛由联赛组织机构安排进行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比赛”，这既让女足俱乐部节约了经费，又可以宣传和发展女足运动，可谓一举两得。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女足只有6个人是职业球员，大多数球员由于所效力的俱乐部缺少企业赞助，踢球只能拿到极少的补贴，为了养活自己，只能白天去超市、快餐店当钟点工赚钱，晚上去训练。白天工作结束后，赶去参加球队训练，不少女足球员因为太累了，无法给自己做饭吃，只好选择快餐食品。尽管她们很清楚，要想有体力，吃得好很重要。所以，有些球员每天都自制便当带到俱乐部训练。可是，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喜欢踢球、热爱足球的女孩子还是越来越多。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在中国就很难实现呢？在中国女足日渐沦为二三流之际，中国女足官员们为何不能放下架子好好学学日本呢？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体育还是经济，中国直接向日本学习，效率最高、效果也最好。学习他们的做事态度，学习他们的做事方法，足够了。不就是个球吗，哪有那么宏大复杂？关键是管理者的态度、责任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