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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恩才苦笑离开女足临行前诉遭遇谢亚龙却无力改变

彩富网 2007-10-26 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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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裴恩才接手中国女足时，就像个刚走出社会的毕业生般充满豪情和幻想。他有很多设想，比如男足化，比如技术型以及“361”……但其后，他就像一个四处碰壁的大学生，理想犹如肥皂泡被现实撞得粉碎。

　　应该说足协找到裴恩才很有诚恳，谢亚龙亲自给裴恩才打电话。在得到裴恩才“如果有机会接手中国女足，当然愿意试试，但是要通过俱乐部同意”的答复后，谢亚龙的第二个电话就是让他做好上任的准备。临离开武汉前，裴恩才得知，足协通过总局找到武汉体育局以及武汉市政府把他挖走的，这样颇费周折的过程，老裴很感动。初时，他向足协表示“既然哥儿几个看得起我，我就给你们拼一把”，这是感动之后油然而生的冲动。

　　直到最后离开足协，裴恩才还是觉得执教过程中对得起足协。让他感觉遗憾的是，执掌女足后，由于缺少良好环境，他感觉处处受到挚肘。有时甚至连训练计划都被临时更改。他认为训练内容是主教练分内事，但是足协相关方面可以提出异议并加以改动，这让他难以理解，甚至几乎不知道到底该相信哪个。足协对待国字号教练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当时，总局对各项目管理中心的国字号教练要求很严，其中对主教练的业务甚至有专门要求，特别是当一些原本落后的项目靠着教练班子的合作取得突破后，“主教练独大”的管理方式被认为不可取。在2004年奥运会的总结会上，总局方面要求加强教练班子合作成为主旋律。

　　在雅典奥运会总结会上，总局方面特别拿夺得金牌的双人赛艇作为典型———当时负责杨文军、孟关良训练的是外籍教练，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突破后，中方教练的作用也被认为是关键的，总局公开表示“今后各项目中心主教练工作需要整个教练班子共同完成，即使是外籍教练也要互相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裴恩才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分权”。

　　在中国体育体制下，总局的指示虽然是关于竞技体育，但是需要从政治等等更高的高度去执行，这已经不是体育范畴，足协和裴恩才都尽了人事，但都无力改变。

　　这些因素导致裴恩才无法完全行驶主教练权力的局面，并最终让他在执教6个月后主动提出辞职。应该说，足协官员们谁也没有想着专门去干些破坏足球的事，但现行体制下，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尴尬和障碍，有时甚至是违心地去做一些背离规律的事情，比如后来更是服从总局要求，在国字号足球队这样的集体项目中成立“队委会”管理方式，这往往是一些个人项目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尽管所有副主席都难以认同，但是要改变，就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

　　尤其是到了2005年下半年，裴恩才甚至连日程的安排也无法一手掌握。有一次女足打完比赛，足协几名副主席询问球队安排，但未等征求裴恩才意见，另一名足协方面的管理人员就已经把接下来的行程向副主席们做了汇报，而这些计划裴恩才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根据比赛和队员身体状况进行研究。在“集体领导”下的教练班子，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到最后裴恩才已经感觉到自己难以施展才能，难以完成足协向总局所给出的“争取女足拿奖牌”的重任，于是他找到谢亚龙提出辞职。

　　裴恩才提出辞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对女足情况不了解，这么带下去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他也不吐不快，向谢亚龙把自己执教以来的所有遭遇一一倾诉，他也不甘心就这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离开了。在谢亚龙办公室里，他们谈了一下午，但是有些事情是谢亚龙没有办法改变的，裴恩才外柔内刚的性格同样难以改变，两人只能苦笑着分道扬镳。分手后，谢亚龙和裴恩才的关系保持得很好，时常还通个电话但已与女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