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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专家谈申花封杀东体事件马德兴：树要皮人要脸！

彩富网 2007-12-13 2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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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花人应有承受的气度

　　阴霾天气下，申花俱乐部与《东方体育日报》的笔墨官司愈演愈烈，大有对簿公堂之势。作为局外人，鄙人对其中是否有涉及个人(单位)恩怨的秘事不清楚，但基本情况摆在那里，无非是这一年来新申花的比赛打得不好，俱乐部运作也多有疑问之处，“东体”代表广大(或部分)球迷提出了强烈的问责，让申花方面不高兴了，进而祭出了封杀“武器”。

　　说到封杀，中国足协倒是很喜欢玩这个东东，比如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封杀《足球》报事件，至于这么多年来不曾公开宣布的封杀某媒体、某记者的事儿更是数不胜数。封杀管用么？在断然宣布封杀之时，足协的某些头头很有出了一口恶气般的快感，事后却懊恼不已。道理很简单，对于那些早已在市场竞争的大海里滚打多年的媒体来说，没什么新闻搞不到，也没什么“猛料”会通过新闻发布会这种官样文章搞到，故任何封杀令都形同一纸空文。但是足协拒绝社会舆论批评之专制、愚昧的形象却因此而更加大白于天下，被封杀者反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同情和追捧。

　　当然中国足协早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遗憾的是，在最开放最开化的大上海，号称最规范也最时尚的申花俱乐部居然会拾起这套现在连足协也弃之不用的玩意儿。

　　我想，在报道申花足球方面，《东方体育日报》应该是国内最详尽也最权威的媒体。那么多人阅读、关注“东体”自然是有原因的，那么申花主事者在选择封杀这一强硬对抗手段时，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与广大的申花球迷对抗，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有意无意间侵害了球迷的利益？

　　这一年来，新申花做了很多错事、傻事和可笑事，而不只是比赛踢得不好、冠军没有拿到。对此，很多持客观立场的球迷、很多非本埠的媒体都发出了批评声、叹息声，相信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其实即使是恶意的嘲笑、漫骂、诅咒乃至丑化，申花人也应该有坦然承受的气度，谁让你们是公众人物(自然人和法人)呢？毕竟，申花是全上海人的申花，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戏班，接受舆论监督、批评是应尽的义务。

　　朱骏有何资格谈论公正

　　《体坛周报》资深记者马德兴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或许是对眼下的申花俱乐部最好的描述。

　　想当初，申花俱乐部老板在阿姆斯特丹“港口杯”上穿上申花队服“玩票”、想与利物浦队的众巨星过过脚瘾，并为世界舆论所不耻之时，不知道这位自以为有钱之人为什么不跳出来，大声疾呼——这样的报道“挫伤了公众的情感，损害了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进而要求世界舆论尤其是英国的那些媒体“赔礼道歉、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及停止侵权”？

　　在那个时候，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型大都市，整个上海市民恐怕更有权利、更有资格要求那位老板为自己这种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地位不相符的行为而“赔礼道歉”，追求“法律责任”！

　　常言道，“公道在人心”。百姓心里有杆“秤”，任何一篇报道和文章是否公正、客观，并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问问上海申花的球迷，他们是否还真心喜欢现在的申花、现在的申花能否代表上海足球？进而再问一下现在申花的老板，缘何不能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胜任申花的老板？自己缘何会成为“过街老鼠”？

　　所谓“树要皮、人要脸。”如果一个人连“脸”都不要了，还有资格来谈论什么“公正”、“客观”？

　　专家·说

　　“报道失实”理由存在法律错误

　　文/邹荣

　　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社会的精髓之一。

　　这种对权力的限制来自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新闻监督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监督形式，它是社会公众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借助舆论工具，凭借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并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事务中的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因此，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一种“权利”(right)，更是一种“权力”(power)。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体育日报》对申花俱乐部的有关事务进行报道的权利，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不是一般的机关或组织所能随意限制甚至剥夺的，更不是申花俱乐部可以拒绝的。申花俱乐部作为上海足球界的“名片”，接受媒体的采访报道，并通过这种方式接受社会的监督，是一项不容规避的义务与责任。

　　申花俱乐部取消《东方体育日报》采访资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东方体育日报》“报道失实”。这个理由存在两个法律上的错误。

　　首先，是否“报道失实”，不是仅凭申花的“一家之言”就可以判定的，而是应当由司法机关通过合乎法律程序的裁判才能判定，这是一项基本的法定原则。试想，如果所有机关或组织都可以“报道失实”的理由取消媒体采访报道资格的话，那么新闻报道权就毫无保障，新闻报道也就不成其为“权利”了。依此类推，司法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对权利的限制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并且由法定的机关来行使。

　　其次，即便《东方体育日报》的采访报道确实存在“报道失实”的情形，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它的采访资格，这就如同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说过错话而永远剥夺他的说话资格一样。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只要报道真实就要勇于起诉

　　文/唐远清

　　当媒体的报道受到来自被采访对象的质疑或贬损评价时，如果报道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及时更正，修正报道，既是媒体的职责所在，也是免于被诉侵权的补救之举。但如果媒体的报道是基于公正立场的客观真实的报道，却受到一些不实指责(尤其是一些舆论监督报道，受到被监督对象的恶意攻击，并不鲜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也应该得到鼓励。

　　从《东方体育日报》明确期待与申花在法庭上见的言行看，应该说，至少在东体自己看来，他们对申花的诸多负面报道，是经得起事实检验的，是不存在申花所说的“发表了一些不公正、不客观的报道”的情况的。

　　因此，东体主动起诉对自己的报道做出贬损评价的申花，既显示了对自己报道的自信，有利于维护自身公信力和社会形象；也反映了对广大受众和球迷的负责，有利于增强对受众的凝聚力。从这个角度看，本人也积极主张东体的起诉行为，希望能通过法院的调查和最终判决给社会和受众一个交代。

　　(作者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培养在站博士后)

　　“依法”断交无法可依

　　文/展江

　　无论是《东方体育日报》声明，保留追究申花侵犯法律责任的权利也好，还是上海申花俱乐部声明，依法暂停《东方体育日报》任何联系也好，说明双方的法律意识都比较强，都希望借助法律的武器保护各自的权益。

　　但是，我认为，申花俱乐部的声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他们所依据的《出版管理条例》和《中国新闻工作和职业道德准则》，并不构成“依法”暂停的效力。《出版管理条例》只是法规；《中国新闻工作和职业道德准则》是公约。如果，申花要“依法”暂停与《东方体育日报》的任何联系，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报纸的批评权与监督权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与认可。申花俱乐部是公共社会文化的关注焦点，他们的做法，无论在公共兴趣还是在公共实际利益，都引起了负面影响，在客观上会遭到公众舆论的压力与反感。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传媒法专家)

　　博客·说

　　越封杀越疯狂

　　文/燕浩云

　　时至今日，还会有土鳖动不动就宣称要封杀谁谁谁，想起来就可笑，就比如当年章健发动的“驱记事件”和“中国足协封杀足球报”的事件，表面上看土鳖们是封锁了记者们的采访渠道，其实你是给被封杀者提供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新闻。

　　你越封杀他，他们家的报纸卖得越好，拦都拦不住。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这事儿还发生在青年财富的朱骏身上。想起来就可笑。

　　“游戏人生”，如果用这个词语来概括目前41岁的朱骏，他或许会非常认同。朱骏的事业，是网络游戏；而他所爱好的游戏，则是足球。用自己的游戏精神，朱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两条线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边，他是老板；一边，他是“总教头”。

　　朱骏把足球当成了游戏。那些球员、教练、记者，在他眼中，恐怕也只是一个个游戏中的玩偶。但在这场封杀的游戏中，朱骏显然不是《东方体育日报》的对手。

　　现在的朱骏，怎么看怎么像当年的潘苏通。都是傻有钱，都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七年前，我当时在韶关采访，亲眼目睹过中国足球史上最闪电的一次换帅行动。

　　那场球，广州松日在主场战平对手。赛后，潘苏通拉着记者和教练组一起出去吃饭。当时松日队的主教练是刘平豫，领队是路建人。吃着吃着，潘苏通一拍桌子，指着刘平豫和路建人，说道：“从明天开始，刘指导就当领队，路指导，你就当主教练！”

　　现在的朱骏，怎么看怎么像当年的潘苏通。潘苏通后来如何大家都知道，照现在这个弄法，我看朱骏也差不多了。

　　封杀媒体申花无权

　　文/黄晓

　　申花队封杀媒体是个新闻，但并不新奇。此前就有中国足协作出停止《无锡日报》等五家媒体采访有关比赛资格的事件，还有中国足协取消《足球》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资格事件。奇怪的是，为什么屡屡传出的都是足协或足球队对媒体的封杀，难道足球场上的对抗更为激烈，以至于动不动就把媒体也当作了对手？

　　媒体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宪法赋予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公共事务监督权都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实现的。媒体的采访权来自公众，是公众将零散的、个体的权利让渡给媒体，由媒体来集中行使。所以，封杀媒体就是对公众表达权、知情权、公共事务监督权的侵害。

　　申花俱乐部的负责人应当明白，申花队的新闻事关公众利益，封杀媒体就是拒绝球迷、拒绝观众，试想，没有球迷、没有观众的申花队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