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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赌背景挖深层原因颜强：不要指望解决根本问题

彩富网 2009-11-19 14:43:00	【字体：大中小】【发表评论】【收藏】【打印】

进入11月以来，由公安部发起的打击地下赌球风暴，引发了中国足坛的大地震。上百名足球俱乐部高管、主教练、著名球员、足球媒体人士乃至足协官员均被调查，其中很多人被确认长期参与非法赌球。　　他们的非法赌球方式“简单而粗暴”：出钱的是试图左右赛果的庄家，他们用钱买通球员踢假球，球员甚至自摆乌龙；用钱买通裁判员吹黑哨，吹罚一个点球或者吹出一个进球均明码标价；当然，庄家还需要搞定足协官员充当保护伞。　　由于中国还没有将国内足球联赛的博彩合法化，国内足球圈的涉赌人员大部分都在澳门赌球庄家开设的赌局里开设账户参赌，整个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赛果几乎被完全操控。“赌球是假球和黑哨无法根治的本源。”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陈培德8年前曾联手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以及广州吉利俱乐部掀起过足坛打击黑哨风暴。　　他认为，此次风暴由公安部发起，并让一直治理行业不力的中国足协陷入被动，显示了决策层对肃清足球市场毒瘤的决心，这场风暴将不会与前几次足协发起的治理风暴一样不了了之。　　10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副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全运会主办城市济南和德国对中国足球发展作出“一定要下决心把足球搞上去”的表态。　　自从1994年中国启动足球改革并开设足球职业化联赛以来，中国的球市经历了短暂几年的红火后便逐渐没落下去，即便是中国国家队无缘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消息传来，人们也不会感到意外。　　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韩日世界杯赛场是中国球市的顶峰。那时候，一个普通球员的年薪高达200万-300万元。而今天一些中超联赛的球员年薪很多只有二十多万元。这些球员的职业生涯平均7-8年，低廉的薪水让他们难以抗拒打假球和参与赌球带来的巨大收益。　　颜强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在国外，俱乐部的收入构成是约50%来自于门票，40%来自于电视转播，10%来自于商业开发。有些俱乐部如皇马，商业开发的收益比例能够达到20%，尤文图斯这类可以单独销售版权的俱乐部的电视转播收益则能达到50%。　　但中国的情况是，20%来自于门票，60%是电视转播，20%是商业开发。一个中超俱乐部，一年的投入大概在2000万元，但即便是运营好一点的俱乐部一年的收入也就在千万元级别。这显然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既然是赔本买卖，为什么还有人投资足球俱乐部呢？“中国没有一家赚钱的俱乐部，全世界也基本如此。足球本身是个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可工业化生产的产业。”颜强表示，企业投资中国足球的目的，大都为了追求社会效应。　　例如当年卖白酒的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一年的广告费用要五千多万元，而投资足球，在当时也就需要两千万元左右。还有些老板是通过赞助足球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其他利益。　　国外同样如此。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当上总理后，不再需要靠足球捞取政治选票，也就不再向AC米兰俱乐部砸钱了。“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金字塔最夺目的部分，但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将足球还给市场，还给草根，交给市场主体来弄。”颜强说。“只要中国足协不控股中超公司，中国足球的很多问题其实就能迎刃而解。”颜强认为，当下需要理顺的是中国足协和俱乐部的利益机制问题，打击赌球只是一个应急手段，不要指望它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足协属于社团法人，并不是政府机构，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它拥有什么权力。只是体育法上有一个模糊的说法：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全国的体育事业，而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国外的足协和中国不同，是纯民间的，只管足球而不办足球。中国的足协，是又管又办足球。”陈培德说。　　早年就开始研究足球产业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陈玉宇认为，过去足协的最大错误是不愿意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因为这种模糊定位更容易让足协谋利。　　在2005年中超公司出现之前的11年职业联赛里，中国足协自己想分多少，就分多少。这种“剥削政策”，在2004年10月遭到了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等改革派的强烈反对。　　改革派要求仿照英超设立中足联公司，由各俱乐部共同组成联盟公司，采取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各俱乐部股权均等，足协不占股份。在英国超级联赛公司的股权架构中，英足总只有一股“金股”，即针对违反英国体育章程或国际足联章程的问题有一票否决权。　　改革派的举动促使了足协主席的更换，并催生了中超公司。但中超公司仍然是中国足协控股、各中超俱乐部参股，虽然明确了足协和各俱乐部的利益分配比例，但足协仍然还能凭借其控股地位从中分红，中超公司依然是一个利益分配不均的平台。“这几年中国球市严重萎缩，市场蛋糕越来越小，足协拿走大部分收益后，余下的利益分配也未能公平分享。各中超俱乐部只能是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为赢一场比赛打假球、贿赂裁判等行为成为行业潜规则。”陈玉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欧洲，每一个足球俱乐部都是一个市场活动的主体，还有一个具备权力的联赛，这些权力是俱乐部自愿授予的。所有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是转播收益和广告收益)都由这个联盟出面分配。为了解决大锅饭的问题，70%的联盟收益用来平分给每家俱乐部，剩下的30%用来激励那些创造利润较大的俱乐部。“应该是由愿意出钱的人出面组成联盟，甚至可以引入外资，制定细则和规则，拟定符合中国特色的分配机制，一旦成立后，足协就不要干涉了，让他们自己玩。　　一旦出问题，足协只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干预即可。”陈玉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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