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收入从月薪1000到十几万不等，他们都随着一个职业联赛的逐渐没落而有些茫然，他们被称为“踢球者”。这是一个奇怪的群落。在平常的人看来。这个群落是一些有钱而在上的人；而在这些人自己看来，认为自己的命运“连民工都不如”。如此高下落差的认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群体的身上，只能说其本身发展的畸形。踢球者，到底是腰缠万贯的成功者，还是需要向老板讨钱的民工？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并存在中国足球的圈子里。十几年来，有暴富者，也有失落者，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职业联赛所创造的两极，而是拜一个天生就不正常的职业联赛所赐。“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并不能够表述出来中国职业联赛的特点，在这个有些畸形发展的联赛中，球员本身就是具有A面和B面的矛盾体。

　　有了大把的钱后，球员需要有人监管

　　“虽然说相对以前火爆的时候，已经降薪了，但是相对普通老百姓，他们还是社会中收入高的群体。只是，相对于一般创业者，他们的财富更有些暴富的意味。所以，球员在富起来之后的消费观需要指导，他们的行为也需要监管。”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委员会副主任肖焕禹教授谈到了他对于球员的认识，“球员现在出那么多的问题，球员的自身肯定有责任，但是我们的联赛组织者就没有责任么？既然手里有管理权，就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利。”

　　“已经有证据的，比如说刘建生，涉及到了假球、赌球和毒品，长久以来，很少有司法如此介入并且成功的。以前有很多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实那些悬案，对于足球的伤害更大。”

　　肖焕禹教授认为，首先在足球行业需要建立完善的行规，而司法也应该随时介入，“十几年的职业联赛下来，应该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行规来自律。之所以出那么多的事情，要么就是行规不完善，或者就是根本就没有执行。另外，现在的足球圈子已经复杂到足协没有权限处理的时候，那么就应该让司法来介入。法律已经是底线了，必须遵守的，法律面前，谁都不是特权者。现在不少球员的自我感觉太好，就是需要用法来约束他们，同时管理人员首先自己也要自律，做到人性化、公平化的管理，这样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

　　“在某些时候，一些球员的行为甚至有些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所以一旦有那么几个犯事，那么坏的就是整个中国足球的名声。”随着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上的颓丧态势，中国足球联赛所受到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下降，同时负面新闻则在上升中。按照一位足球圈内人士的说法，其实足球圈子一直没有变化，变的只是环境。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目前体育界和社会界的宠儿已经从足球队转到了刘翔、丁俊晖和姚明等偶像身上。当足球失宠之后，那些负面新闻都开始见于报端，当大众都以为足球只是从这几年随着成绩的下降才开始堕落的时候，其实那些消息在圈内恐怕只是常见的事情。

　　“我相信，足球其实一直都是第一运动，但是自己不争气，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位体育经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解析这个问题，“为什么刘翔、姚明他们会保持很好的名声？一方面他们的成绩确实也很突出，另一方面他们有意识地注重公众形象。而良好公众形象的回报，就是商业价值。其实在一些足球俱乐部，一些球员还是很注意这方面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所具有的商业价值，而这个意识也是需要有意识地去开发。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没有人去引导，所以生活行为就很随意甚至是放纵，直到被大众所责骂。”

　　不知道怎么生活，其实这还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包括对于金钱的认识，这都是需要通过教育来传达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足球界则是一种缺失。甚至是，由于球员从小到大的集体生活，也很少得到父母的教导，不少的观念来自于周围以及比自己年长的球员。肖焕禹教授在前段时间考察了美国、加拿大的一些高校，同时在自己的校园内和日本的一些学生进行交流。“在国外，运动员首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如，体育界的首富泰格·伍兹，就是斯坦福的高材生，你说他有一天不打球了，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找到谋生的手段。日本的学校，都在很小的时候对学生进行了人生规划。我敢说，现在的球员很少有自己对人生作过规划的，似乎能踢几年，赚够了钱，然后就那么休息了，所以球员总是说———吃的是青春饭。难道三十岁退役后就不活了？所以我们职业联赛，还是需要这么一个机制，让哪个球员除了踢球之外都能有别的一技之长。”

　　从风光走向辛酸，球员成了弱势群体

　　“球员的境遇，连民工都不如！”一个月前，正在甲B湖南做督军的郝海东发出这样的感叹，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议，有不少人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论调直接侮辱了中国广大的民工兄弟”。然而郝海东的话，并不是平白无故发出的。按照目前中国大多数足球从业人员的了解，“踢球就是一碗青春饭”，短的几年，长就是十几年。人称“三十而立”，而球员在三十岁之后很快就会结束球员生涯，同时在球员生涯所积累的财富恐怕将供养三十岁以后的日子———或者坐吃山空，或者创业。

　　“所以，踢球这段时间的收入，对于球员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吴金贵非常能够理解球员的这种心理，“现在，一些家庭培养一个球员的成本本来就非常可观，而且这个项目的淘汰率也非常高，球员能够进入俱乐部一队，拿工资拿出场费拿赢球奖金，这也是人之常情。像有些俱乐部，总是拖欠工资，自然球员是很心寒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踢球的球员确实是受害者。”

　　陈涛，也是目前国内足坛小字辈中的佼佼者之一。当初，沈阳金德用一种威胁的口吻逼迫包括陈涛在内的小球员签订底薪的合同，而且签订的年限不短。从沈阳转会到上海球队的一些球员，无论是李毅男还是曲楠男，都在闲聊中默认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用低成本来打造一个球队，这个时候球员没有说话权，只有签字，否则就是没球踢。就算你有点小名气，球队根本就不在乎，就用更小的球员来顶替你。辽沈那个地方，足球人才确实也不少，小的球员很争机会，上场就是拼，所以球队虽然实力一般，但是这样打下来也不至于太差。你去算一算，不难发现，像辽宁、沈阳这样的球队，球员的年龄都不大。”肖焕禹教授认为，在过于看重利益的足球界，这样的收入安排，势必促使假球和赌球的产生：“收入过低，必然会引发一些别的问题，因为球员之间也是在做交流和比较的，同样的劳动获得了差异太大的回报，必然会引起心理不平衡。”

　　同工不同酬，其实并不是一个足球圈独有的社会现象，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所以并算不上特别的“弱势”。但是“欠薪”屡屡的发生，的确扰乱了职业联赛的正常秩序。深圳队能够获得中超元年的冠军，被外界认为是奇迹，因为球队是在欠薪几个月的局面下撑到了最后。从而，“教父”朱广沪上调成为了国家的主帅，但是球队在第二年很快溃散。肖焕禹教授分析：“球员和俱乐部既然签订了合同，那么对于双方都具约束力的，但是现在往往是球员比较被动，即使没有钱到位，劳方也需要一个岗位来维持自己的工作机会，毕竟球员除了踢球很少有别的就业机会。所以还是一个行规的问题，行规都是各家俱乐部所认可的，那么作为球队的管理者首先就要应该遵守。否则你管理者不讲诚信，那么来要求球员对你讲诚信，现在的局面就是，劳资双方都互相缺乏诚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在这两年，有一位沈阳球员转会到上海，在海南体测的时候却遇到了刁难，因为沈阳方面不肯把球员的参赛证给申花。而做到这一点的条件就是———让这位球员写下“沈阳不欠我薪水”的条子。据悉，当时沈阳俱乐部欠这位球员的薪水有20万左右，为了获得踢球的资格，这位球员不得不写下这样屈辱性“两讫”的条子，据说这位球员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感觉都要哭出来了，一个男人啊！”一位知情者感叹。

　　“一直欠薪，当初中超标准的制定形同虚设。”一位足球圈内人士对于足协的得过且过态度非常不满。低薪、欠薪，此外球员也缺少了足够的职业保障，班古拉事件给中国足球界敲响了警钟，但是至今并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班古拉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马上通过赞助的保险公司来联系新的业务，为所有球员参加了一些境外运动险种的保险。”申花老总吴冀南表示，“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杜威和杨纯刚的治疗费用都得到了解决。”按照此前的保险保障，保险公司充其量只能够提供每天上百元的病床补贴，至于高额的手术用药费用则有些爱莫能助，而对于运动员出国手术的费用，更是无法涉及，故而球员伤病的治疗预算，对于申花这样的俱乐部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不用说一些别的小俱乐部。但是据记者了解，由于保监会对于参加境外保险的严格规定，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负责人士前往该境外保险公司险种开设的所在地落地签字才算是合法保单。“一方面自己没有这样的险种，另一方也不能够方便参加外面的保险，那么这个职业联赛哪里来的职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