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备战期间，谢亚龙在训练中收拾训练器材，足协掌门人成了打杂工。)

　　中国足球全面溃败，“一把手”谢亚龙理应承担责任。问题是，他究竟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仁者见仁。

　　2002到2004年，谢亚龙在挂职担任安康市委副书记任期间，是一位颇受当地民众好评的“清官”，包括让儿子到安康就读，体验艰苦生活等等，央视也进行过正面的宣传报道。2005年2月18日，谢亚龙到足协任职的第二天，被誉为中国奥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中国体育产业&奥运产业之父”的魏纪中，曾在《体坛周报》上这样写道：“就我对谢亚龙的了解，有这么几点比较明确：谢亚龙是体育理论家，也就是社会人文学者。按现在情况来看，保持社会稳定、安定，需要的就是社会人文学者；谢亚龙为人谦虚，愿与别人讨论问题。谢亚龙对体育活动有一定经验，搞过活动，但不多。现在他面对的挑战大于机遇。”

　　时隔3年半之后，再看看坐在中国足协“一把手”位置上的谢亚龙，已经变成了万人瞩目的“偶像”，央视甚至也乐于播出“谢亚龙下课”的镜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谢亚龙”这个三个字，已经不代表一个特定人，而是一个全民恶搞的娱乐符号！

　　3年半，物是人非。是谢亚龙搞垮了中国足球，还是中国足球毁掉了谢亚龙？这是一个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也许，搞懂了这个问题，也就搞懂了中国足球缘何沦落到今日之窘境。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谢亚龙在中国足协的3年半，还是应该把他放入到历史的坐标中，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下。当初，谢亚龙“空降”到中国足协时，其实外界已经给了谢亚龙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刘鹏上任后最大的使命是2008奥运会，而2008奥运会上足球的影响力又是任何其他金牌所不能比拟的。从奥运战略这个高度来说，谢亚龙入主足协又不是偶然，他不是一个可肆意妄为的探索者，而是奥运足球战略的坚定执行者。”

　　秘书出身的谢亚龙，凡事听众于上级领导的指示，坚决几至盲目。

　　“奥运足球战略的坚定执行者！”如果理解了这个定位，再来看谢亚龙在中国足协这3年半的工作，很多事情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更不能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谢亚龙曾经是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秘书出身的这个背景，决定了谢亚龙在执行领导意图时更是“不打折”。

　　就以上任之后谢亚龙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为女足选帅为例。中国女足在雅典奥运会上惨败，原主帅张海涛辞职后，主教练位置一直空缺，期间只是由王海鸣代理。2005年6月份，时任中超武汉队主帅裴恩才通过关系请缨出山。当时，某高层领导指示：女足主帅就是他(裴恩才)了！于是，谢亚龙便毫不犹豫地执行。当时，分管女足的杨一民曾对谢亚龙表示：由我去武汉找裴恩才谈话比较好，因为一旦你亲赴武汉，目标太大，媒体肯定马上会有反应。但是，为了更好地贯彻领导的意图，谢亚龙还是决定亲自到武汉。从这个小细节中不难看出，谢亚龙在执行领导意图时非常坚决。

　　奥运会上，足球有别于其他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男足是有年龄限制的。在“一切服务于08奥运”的大背景之下，在谢亚龙上任前接手国家队的朱广沪，一直在国家队与国奥队之间摇摆不定。原因就是，究竟应以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并力争出线，还是应该让国奥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为奥运练兵？谢亚龙到足协之后也一直摇摆不定，因为他必须要执行上级的指令。2007年11月下旬20强赛分组抽签揭晓之后，谢亚龙去总局汇报工作时，面对中国队身处死亡之组的客观形势，有关领导说了一句“看来还是应该派最好的队伍去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如果没有这句话，谢亚龙或许会继续执行“以国奥队为主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指令。领导发话之后，谢亚龙才忙乱之中搞出了一个“双头制”，强行让杜伊全面介入国家队事务。

　　类似的还有中超“南北分区赛制”的问题。在篮球、排球等大球项目上先后压缩联赛、改为南北分区赛后，高层领导一再敦促足协实施“南北分区赛制”。面对压力，谢亚龙要求时任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起草2008年联赛南北分区计划，遭到了郎效农的断然拒绝。之后，在各地方俱乐部的强烈反对以及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有关领导表态“没有要求中超联赛改南北分区”，一场闹剧才就此收场。

　　在这个过程中，谢亚龙作为足球的管理者，首先不是从足球事业本身出发，在该坚持的时候不坚持，而是盲目执行领导的意图，这是谢亚龙的可悲之处。更可悲的是，当谢亚龙坚决执行领导意图时，也没有领导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他说话！

　　在坚决执行领导意图的同时，也就决定了谢亚龙不可能是一个“探索者”。譬如，亚足联在确定2009年亚冠联赛参赛资格时，曾明确提出：“联赛的管理机构，应该是由其足协管辖下的合法实体。”而且，亚足联官员也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给中国足协的建议就是：将中超委员会挂靠在中超公司的名义下，后者已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实际上，类似于这样的决定，中国足协完全可以独立作出。但谢亚龙却不敢自作主张，还是进行了上报。结果，领导的批示是：坚决不能放权，放弃政府对联赛的管理权。

　　管理失控了。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足协的几名工作人员打了起来。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伊始，“四不”(不团结、不虚心、不刻苦、不严格)现象就相当严重，甚至被写进了第一个《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不团结。阎世铎时代，排挤中国足球的两大功臣张吉龙和南勇，成为外界诟病的最大把柄。
　　谢亚龙上任之初，在足协几位领导中，杨一民是业务干部。有关领导也明确告诉谢亚龙：在业务方面，应该多听听杨的意见。作为一个“空降者”，谢亚龙刚抵足协时听从了上级领导的意见，和杨一民走得很近。而且，杨一民与谢亚龙曾是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关系不错。在谢亚龙到任之后，杨一民可以说是足协的实权派，集男、女国字号队伍以及联赛等诸多事务于一身。南勇仅仅只是负责商务开发，张吉龙还是负责外事。

　　2005年荷兰世青赛，可以说谢亚龙和杨一民“蜜月期”的顶峰。从德国到荷兰，两人一唱一和，在国青队员面前表现得相当亲密。在到足协后的诸多人事的安排上，谢亚龙也完全听从于杨一民的意见。但是，随着女足国家队裴恩才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并最终宣布辞职后，谢亚龙与杨一民开始分道扬镳。随即，杨一民先是让出了中超联赛的管理权，至2006年9月份，又让出了男足国家队与国奥队的管理权，仅仅负责女足国家队，南勇则先后接管。至于张吉龙，因为筹备奥运会的关系，被调往了奥组委，名义上还分管足协外事工作，实质上由薛立接管。

　　但是，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时间最长的南勇，和谢亚龙之间也不和谐。有这样一件事，2007年开始，谢亚龙从南勇手中亲自接过国奥队的管理权，南勇只负责男足国家队，之后，国家队与国奥队经常同一时间参加国际比赛。亚洲杯之前，朱广沪率国家队前往曼谷热身，意外地负于泰国队。而谢亚龙正在贵阳督战国奥队，以2比1战胜了乌拉圭国青队。比赛结束后当晚，谢亚龙在贵阳的酒店房间里，指责南勇“带队无方”，连泰国队都敢输！这一切，身在曼谷的南勇并不清楚。

　　在朱广沪率队出征亚洲杯之前，南勇曾找过谢亚龙，意思是：张吉龙是亚足联的副主席，中国队参加大赛，还是应该让吉龙随队，至少对亚足联等各方面也是一种震慑。但谢亚龙的回答是：张吉龙是亚足联的副主席没错，但他去亚足联只代表他自己，不代表中国足协！颇有意思的是，这次张吉龙生病，谢亚龙专门去天坛医院看望了张吉龙。此举无可非议，但谢亚龙这样的示好举动，是不是晚了点？

　　足协领导层之间的不团结，也就决定了足协内部的工作人员更不可能团结。在谢亚龙任职期间，曾发生过多起内部工作人员打起来的“恶性事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所谓的春节联欢会上。

　　用人不当是谢亚龙最大的悲哀，甚至可以说是自掘坟墓。

　　其实，领导班子不团结，并不罕见。在现行的体制下，任何单位、部门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要求足协在“真空”中生存下去。而真正导致谢亚龙走进“坟墓”的，还是用人不当。

　　2006年下半年，足协开始新一轮的中层干部轮岗，并借此提拔处级、副处级干部。按说，这是谢亚龙提拔得力助手的一次好机会。但遗憾的是，这却成为了谢亚龙“自掘坟墓”的开始。在国家队领队这个位置上，时任主教练朱广沪希望继续与朱和元合作，即便朱和元走人，也希望由冯剑明担任领队，一起搭班子。但是，谢亚龙起用了遭到王俊生和阎世铎弃用的另外一人。结果，在悉尼的20强赛最后一战结束后，谢亚龙亲点的这个领队，带着队员在更衣室里上演了群呼“杜伊SB”的一幕。要知道，杜伊也是谢亚龙亲自挑选的。自己的手下窝里斗，焉有不败之理。

　　在国奥领队位置上，谢亚龙力排众议，选定了“自己人”。但奥运会后期，谢亚龙本人跳了出来，解除了杜伊的兵权。在之前国字号队伍的易帅过程中，往往是领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有一位在足协办公室一直处理党务事宜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接触过足球，更没有组织过任何活动。早在阎世铎时代，在干部轮岗考核中，考试成绩就非常突出。但对于这样的人，阎世铎都知道不能重用，但谢亚龙却将此人安排到了联赛部，担任副主任。结果呢？当初郎效农带着一名助手，处理了中超联赛的全部事务；现在的联赛部主任马成全带着一名助手，处理了中甲联赛的全部事务。而这位新提拔的副处，负责处理业余联赛事务，并为他配备了7名助手，一年下来，也还没有弄明白联赛究竟应该怎么搞。

　　更可笑的是，今年国家队在昆山热身，谢亚龙赶到上海，这位副处负责安排接机事宜，但谢亚龙一行抵达上海机场后，等了一个小时也未见到车辆的影子。以致于后来谢亚龙本人见了这位副处，都挤兑他：“你除了会搞搞党务，还会干什么？”既如此，当初提拔这样的干部作甚？

　　在需要用人的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的时候，谢亚龙重用的那些人，又有谁挺身而出了？这就是谢亚龙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