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即将重回失败的起点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坛什么最吸引百姓的眼球？“谢亚龙下课！”即便不是“最”也肯定是“之一”。而且，现在百姓最关心的恐怕也莫过于：谢亚龙究竟什么时候下课？中国男足在今年世界杯预选赛以及奥运会上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如果谢亚龙不“下课”，可谓天理难容；“下课”则是民心所向。但这也意味中国足球新一个轮回将再次重新开始。

　　“如果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

　　2005年2月17日上午，龙潭路伟图大厦(足协原办公地址)的二楼和三楼依然还是那样地平静，但所有工作人员在当天中午突然接到了通知：下午3时临时召开全体会议，任何人不得请假，甚至几位因伤病在家休养了10多天的人也被“请”回了办公室。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大事居然如此“兴师动众”。

　　开会时，阎世铎最后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带着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总局分管足球的局长助理崔大林，总局人事司的蒋治学以及谢亚龙四人走进足协二楼会议室，大家才知道“主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换了。那是谢亚龙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足协办公室、与足协工作人员正式见面的日子，那位被当时的媒体和球迷“就差被踏上一万只脚”的阎世铎终于离开了足协。

　　当时，某门户网站对谢亚龙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后，“中国足球的前景”进行了调查。主流观点是：谢亚龙接替阎世铎是足协受外界压力迫不得已匆忙更换人选，“令人失望”。而且，“中国足球大环境恶劣，一个人无法改变。”

　　现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吴金贵当时曾这么说：“责任不应该由一个人来扛，中国足球不是换一个负责人那么简单，还必须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时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的杨祖武也持类似观点：“中国足球之所以一直没走出来，主要还是受到旧体制的制约。新主任必须在新观念指导下进行改革，探索新路才有可能成功。”时任辽宁俱乐部老总的黄祖刚也表示：“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的沉淀太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这不是凭借某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三年半后的今天，“空降”一位新的足管中心主任、新足协副主席可能性非常大，而谢亚龙也终归是要走了。但是，换一个掌门人，中国足球又能如何？“如果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反黑斗士”陈培德在得知谢亚龙接替阎世铎的消息后曾说过：“也许你会觉得，一个新人刚刚到新岗位，如此泼冷水有点不太合适。不是我打击谢亚龙，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任何人都会成为中国足球的牺牲品，换了哪一位领导都一样。中国足球环境不改变，谁上了都没用。”

　　谁又能保证，接替谢亚龙的“空降者”不是一个新的“牺牲品”，不会成为“第二个谢亚龙”？

　　“旧班子以前做出的决定至此为止，后续工作由新班子负责。”

　　或许，已经没有人记得阎世铎在离开中国足协时说过什么了，但我却印象深刻：“旧班子以前做出的决定到此为止，后续工作由新班子负责。”中国足球从来就是“轮回”，多则10年、20年，少则4年、2年(以每隔两年的奥运会、世界杯为一个周期)。阎世铎离开足协时这句话，折射出的何尝不是一种“轮回”？

　　布拉特在出席北京奥运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足球除了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外，还老生常谈地指出了中国足球缺少“长期规划”的问题。但如同中国社会一样，任何一个行政长官到一个新的单位、部门任职，首先要做的就是推行自己的新政，而缺少一种科学的“扬弃”态度。中国足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与体现，又怎么可能例外？

　　于是，阎世铎上任后，首先就是要把十年的“甲A”变成“中超”，宁愿毁掉这个品牌的价值也在所不惜。尽管地球人都知道“甲A到中超＝换汤不换药”。联赛“南北分区赛制”早在阎世铎后期就已经被搬上了桌面，但至谢亚龙时代又死灰复燃。站在政绩角度，阎世铎未能完成的，一旦在谢亚龙时代完成，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至于中国足球本身因此会受到多大的损害，则并不是行政领导们所需要考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同样采取轮岗，起用了一批未被前任重用的干部。只可惜，这些获得“重用”的中层干部关键时刻没一个人给谢亚龙“争气”。

　　当我们在感慨中国足协缺少“长远计划”时，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如同中国社会的各部门、各单位，任何一个领导人上任之后，首先需要的是政绩，而且短期之内必须立竿见影。足协领导人四年一届的任期只能加剧中国足球的短期行为。可足球运动本身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成材短则八年、长则十年。像青少年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性质，这与短期内要出成绩、见效益是格格不入的。“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种思想主宰中国足球也就再正常不过。所以，无论阎世铎还是谢亚龙都曾高喊过要“重视青少年”，可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人数还是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逐年锐减也就丝毫不会令人奇怪。

　　韩国、日本足协主席在任期间，中国足协负责人更换了3任。

　　当我们在羡慕韩国足球始终是世界杯的常客,而中国足球离亚洲十强赛也越来越远时，当我们在感慨职业联赛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足球将中国足球远远甩在身后时，我们是否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郑梦准在韩国足协主席这个位置上坐了多少年？他从1993年1月份接替突然辞职的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至今，稳坐主席之位。而被称为“日本职业足球之父”的川渊三郎在1992年成为日本职业联盟主席，一手策划和启动了日本的职业联赛，在2002世界杯赛后成为日本足协主席，直至今年7月份才因为年过七旬而正式移交权力。

　　郑梦准至今已统领了韩国足球15年，而川渊三郎也干满了16年。这两人任职期间，恰恰是韩、日足球迅猛发展之时，亦是将中国足球远远甩到身后之时。这16年期间，中国足协已先后更换了三任足协领导，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王俊生在1992年到中国足协主持日常工作，至2000年4月份退居二把手，2002年10月正式离开中国足协。必须承认：这10年是新中国足球发展的又一个高潮，职业化也正是始于王俊生。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正是在王俊生彻底离开中国足协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脚步彻底放慢并最终停滞不前。对照韩日郑梦准与川渊三郎在位期间的情况，这难道又是巧合？

　　回顾过去15年的职业化改革，对中国足球最致命的打击就是在2001年暂停升降级。这个举措彻底摧毁了中国足球的根基，也断送了中国足球的“钱”途，甲A联赛主赞助商百事可乐退出后，导致中超联赛的经营越来越不景气。而作出这个决定时，恰恰就是王俊生离开足协一线的第二年。尽管阎世铎所谓的“休克疗法”让还留在足协的王俊生心痛不已，但却无可奈何。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八争四，2010年世界杯取得入场券。”

　　当布拉特指出中国足球缺少长远规划时，也许布拉特先生并不清楚：中国足球并非没有自己的规划，而是中国足球的规划永远是口号多于行动！

　　早在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著名的“红山口会议”期间通过了一份名为《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的文件，确立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但真正吸引人眼球的，是男足要在2002年世界杯赛上闯入16强(注：这是在世界杯赛还只有24队参加时拟定的)、2000年奥运会要进前八、女足要进入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前三名。除此之外，还包括：群众足球基础普及，增加足球人口；扩大职业俱乐部基数、增加职业球员人数；改善足球场地设施，各城市辅助球场向群众开放，小学、中学有2块以上足球场；足球产业形成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姑且不说中国男足在2002年靠着世界杯扩军和韩日是东道主的有利形势才第一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男足国奥队至此番更是有东道主之利都未能闯入八强。那么，当初的中国足协领导人为什么头脑如此发热？搞足球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这第一个《十年规划》中，决策者曾明确写道：“足球人口……到2002年时有足球代表队的中小学分别达到35%-40%和20%-25%”。但面对全国1992年龄段的球员在中国足协注册的人数只有109人这个事实，这真的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如果不是中国女足在1996年奥运会和1999年世界杯两夺亚军，当了中国足协的“遮羞布”，这第一个《十年规划》真的就只能贻笑大方。

　　阎世铎时代的中国足协在2003年通过了第二个《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阎世铎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在中国足球打上自己的烙印，将自己提出的“人民足球”写入新十年规划中，“人民足球为人民”成为随后中国足球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规划中提出：“2004、2008、2012三届奥运会取得入场券；2006、2010、2014三届世界杯取得入场券；世界杯上国家队实现进球零突破；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八争四；2014年世界杯进16强。”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规划出台第二年，国奥队先是在雅典奥运会预选赛12强赛中早早地被淘汰了，国家队更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折戟！女足在雅典奥运会上首场历史性地0比8惨败！

　　在这个规划中，中国足协回顾第一个十年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时如此定性：足球产业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直接创造的年产值近8亿元人民币。而且，未来10年的目标是：足球产业产值以每年高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联赛取消升降级之后、百事可乐退出，次年的联赛冠名费用从一个亿缩水至4000万(人民币)，如今的中超冠名费更是每年连4000万元都可望而不可及，10%的产业增长速度体现在哪里？

　　去年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升空，那个激动人心的一刻，是中国航天人经过10年反复论证，2003年正式被批准立项，后通过三年的昼夜攻关，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工程。中国足球呢？先喊10年的口号，每每遭遇现实，就是三年“豪赌”。当初，王俊生推出职业联赛之后，总是想要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进军世界杯。阎世铎时代总算是完成了，但进军了世界杯又如何？至谢亚龙时代，在“一切服从于08奥运”的指挥棒下，除了“豪赌”还是“豪赌”。

　　日本足协在2005年曾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宣言，概括说来就是2050年争取再一次在本土主办世界杯、并借此夺取世界冠军。这个宣言写下来，甚至填不满一页A4纸。但我们或许不了解，在这个宣言的背后，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日本足协还有一份21页的指导性条文，具体说来就是如何落实这个宣言。从如何培养6岁以下、8岁以下、10岁以下的少儿对足球的兴趣开始，到各级教练员的培养，再到具体某个年份达到怎样的要求等等，都有详细说明。而且，每年会根据新的形势发展不断完善、补充。这样，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更替，都是在按照这个纲要进行发展，中国足球“换人就是换思路”的情况在日本足坛是很难出现的。

　　“陪着阎世铎交完学费，他走了；又陪着谢亚龙交学费。”

　　阎世铎离开中国足协的时候，足协诸多工作人员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来一个外行领导，整个足协就得陪着领导一起‘交学费’。等领导(即阎世铎)明白了足球是怎么回事了，他就走了。中国足球是一事无成。”而随着又一个“外行领导”谢亚龙行将离开之时，类似的声音再一次出现在足协内部：“这三年半，我们又是陪着谢亚龙一起‘交学费’。中国足球还是一事无成，甚至还不如阎世铎那个时候呢。那下一个呢？”

　　这种自我“调侃”，折射出一种无奈。国家体育总局所任命的“空降者”注定了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就只是“陪绑者”，中国足球就是在这样年复一年的“交学费”过程中走向堕落。

　　如今，中国足协的日常工作虽然还在照常进行，但未来怎么办？无人知晓，因为谢亚龙究竟走不走、什么时候走？新的领导者将是谁？谁又愿意到中国足协来？一切都是未知数。于是，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等”字。

　　当中国足球还在慢慢等待时，我们的近邻却丝毫没有放慢前进的步伐。澳大利亚足球正进一步加速“荷兰化”进程，在足协技术顾问、国家队主帅都是荷兰人之后，6月世界杯20强赛结束后，澳足协聘请荷兰人出任U20国青队并兼任澳青训计划总监。而且，澳足协在今年7月份从荷兰足协聘请了裁判等一系列专家，在新赛季澳超联赛中实施荷兰的裁判管理制度、提高裁判执法水平。澳大利亚本国足球在“荷兰化”方向上走得更远，这远比日本足球当年坚定不移地走“巴西路线”更可怕。

　　卡塔尔足协也深知靠临时“买球员”、变换国籍的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利用本国雄厚的资金，推出了一个名为“Aspire Africa Football Dreams(精英非洲足球之梦)”的计划。从2008年开始，在全非洲挑选1995年以后出生的、有潜力与潜质的球员，招募到卡塔尔接受培训，而负责培训的都是来自像巴塞罗那等欧陆豪门的专家。这些球员因为从小来到卡塔尔，转换国籍也就不再是难事。长此以往，卡塔尔“雇佣军团”将更为可怕且更名正言顺。

　　而在我国，不仅男足四面楚歌，女足也将面临冲出亚洲的困境。奥运会1/4决赛被日本队淘汰之后，日本队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日本足协已经提出重点扶持女足的计划，因为相比男足，日本女足距离“世界之巅”更近。对于中国女足来说，2011年能否再次出现在德国世界杯赛场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因为除了朝鲜队、日本队之外，还有一个澳大利亚队和韩国队，中国姑娘们能否占据三席中的一席吗？

　　真不知道中国足球何时才能把“学费”化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