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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足球的冷思考：绝对权威可畏热情丧失冷如铁

彩富网 2008-10-16 9:58:00	【字体：大中小】【发表评论】【收藏】【打印】

2000年中国足协发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其性质大概和旅游团差不多。回国时少了一个人：沈阳海狮队总经理章健。章先生没有逃跑，三天后他回来了。他嫌团里的时间不够，因此单独拜访了刚刚认识的几位足球圈朋友。多出的这三天考察不打紧，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足球俱乐部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依赖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足球，简直死路一条。　　在赴欧洲列国考察之前，很多老总和章健一样，原以为“政府足球”是中国的独有特色。一踏上欧罗巴，章健才如醍醐灌顶：“国外与国内的足球俱乐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发现，国外俱乐部与政府也是紧密联系。像法国、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其主场比赛的体育场馆也都是属于政府的，政府让其无偿使用。”这个细节不是来说明俱乐部老总的好学的，有关阿尔卑球场尤文图斯和都灵市政府等纠纷，国内报道不知提了多少回。而要得出国外也有政府足球的结论，还需要老总们多付出两张机票的代价。　　政府和足球密切相关，放在佛朗哥时代，皇马主席和这位西班牙独裁者的密切关系，不知让巴萨和皇马的矛盾加深了多少重；1934年意大利举办世界杯，裁判们也深受意大利政府的影响，为东道主大开方便之门。彼政府足球不是我们的政府足球，章健当年说的没有政府的足球简直死路一条，算是中国足球的一句大实话。　　…………中国的政府足球论起历史源远流长，肯定比1994年开始的职业联赛久远。这一点1991年的郁知非最清楚，那一年广东顺德神州热水器厂以20万人民币将上海队冠名权买走，当时任三灵厂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的郁知非被领导叫去谈话，“你看看，同样是做热水器的，人家有这种意识，你就没有?”第二年，郁知非心照不宣，以20万元的价格将球队冠名权购回。　　在中超联赛，中国的政府足球不是占十之一二，而是接近全部。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就根本不要谈如何改革足球。在政府和足球的结合中，一般是以政府“指定”某企业作为足球投资者的方式完成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企，有一部分是当地的王牌民企———对这部分企业来说，如果领导没有指定，足球在职业联赛初期的热度，也很容易让他们主动揽下球队为政府“足球产业方针”解围。刚刚退出的武汉俱乐部，直接隶属于武汉某开发区。没有这样的背景，搞足球基本上没戏。在十几年间消失的俱乐部：安馨园、陕西国力等等，在和政府足球代表队的较量中尸骨无存。当年广州将足球依然抛到市场内，当时引起一片叫好声，但这样的后果却是广州足球数年无缘顶级联赛，直到广州市政府拉来了广药集团。　　…………政府足球是必然存在的，存在的理由根本无需深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认可这一事实，并不证明它的“存在即合理”。在政府和足球以各种方式叠加的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可谓破绽百出。第一，政府可以为球队制订赛季目标。1995年四川全兴队举全省之力保级成功。次年，当时主管体育的副省长徐世群严厉批评了全兴把1995目标设立为保级的保守做法，省政府下的新任务指标是保8争6。　　这个指标的理由不是四川队有多少国脚，外援的累计身价多少，而是“作为一亿多人的大省，有一流球市，一流球迷，而四川足球名列第10，极不相称”。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不甘人后，上海市一些领导提出：“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领导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其次，地方领导可能直接干涉球队技战术和人员安排。　　1995年，上海足球在全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徐根宝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足球书记”陈良宇不仅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到现场观看，甚至对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每次申花比赛前，陈良宇都打电话给俱乐部，说明自己的建议与要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陈良宇是‘参与了球队工作’。”———霍顿当年在成都对进入更衣室的领导非常不满，英格兰人很难理解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如何指挥弗格森。申花成立之初，上海市的两位“长期关心和重视足球”的领导就是俱乐部的名誉顾问，在上海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是，星期一如果市委市政府要开会，第一件要讨论的事情就是申花昨天的成绩。申花每一次换帅或者是大的动作都要报请上海市高层。在上海滩，申花就是非卖品。　　此外，如地方领导不放投资者“走路”，对足球的投资也必然进行下去。1998年，王健林宣布万达退出之后数天，时任市长薄熙来就雷厉风行“劝回”万达、和全兴差不多已签约的徐根宝以及要留洋的郝海东。　　…………政府足球最可畏的不仅仅是这种绝对权威的热情，而是这种热情丧失后的冰冷如铁———这是最要命的。在足球圈内，研究足球市场是必要功课；而在政府领导足球的过程中，决策者是绝对不会认为研究市场有必要的。凡是老百姓关心的东西就是最大的政治———在职业联赛的火红年代，地方政府可以用参与足球来体现亲民，足球体现出政绩异常惹眼。随着时间推移，政绩工程随时可能变化。改造水利、维修街道，灯光工程……就算是一定要以某种体育项目作为亲民的政绩，它也可以是篮球、网球或冰球，为什么一定要是足球？何况还是千疮百孔，流脓结疮的足球。　　大多数时候，足球搞得如何，是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项目理解力的考验。一些人认为足球很重要，是城市的“名片”(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甲A黄金年代各地的报刊中，不止一个领导提出过这样的“名词”)；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为，足球就是狗屎，唯恐弃之不及。足球之发展最后沦为个别领导的决策，对足球本身不啻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也就是说，足球一直命悬一线并不是所在的市场决定，可能是某个具体的官员的喜好。厦门足球升级时何等风光，但在高洪波夜奔亚泰的那个晚上，其降级和解体就决定了，因为那时厦门俱乐部已经基本失去了政府支持，所以，政府牵来的国企也舍弃了足球。　　…………事实上，政府领导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不能参与足球，而是不能管得太死了。这种“死”一般是以两种极端方式来解决足球的；1，如果地方政府对足球失去了信心，干脆甩掉。2006年四川宣布“失去了中超”，其实那天中午实德还在盘算究竟能多卖多少钱；2，如果他们认为足球有必要存在，就会手把手扶着俱乐部走路，其关切程度在政府对足球丧失兴趣时才让后者感到可怕。尽管政府对于其他各项工作都具有了控观调控的能力，但在足球上，地方政府官员从来也没有把握好火候。一时好像让新生儿独自在公园过夜，一时又像一定要给一头野生狮子喂奶。这是一个尺度问题，导致了足球不能良性发展。　　政府没有掌握好这个尺度，说来深受足协官员的影响。在这方面，下至省一级的足协官员，上到中国足协的主要领导，都没能完成对工作的“适当外交”。政府足球之所以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主流，和足协一贯“窝里横”的作风不无关系。在行政级别里，每一个足协官员和地方领导相比都相差太远，毕竟，作为足协最高领导的一把手，其行政级别也仅仅是正局级。这些足协官员认为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撼动其中的差距，不具备通过正常工作获得更多空间的可能。因此，足协官员只是被动承受着地方官员的指挥、表扬或批评，放弃了主观工作能动性。　　1990年代初期，前日本国奥队球星川渊三郎以普通商人身份运作J联赛时，他大胆游走于官员和大企业总裁之间，显示了足球人的胆识和智慧。而至今为止，足球圈内的领导还拘泥于行政级别。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行政级别说话？布拉特和毛里求斯总统是什么级别关系？他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首相或德国总理又如何梳理“上下级”关系？再说远一点，中国的文化方式也决定了足球如今的特质。如果中国队获得世界杯，队长马明宇是否会站在国家主席的面前桌上举起大力神杯？在“足球书记”陈述自己的排兵布阵观点时，又何曾有教练敢于说“你根本不懂足球”。　　…………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索尔·帕特曾说，“政治在过去是研究一些事情，现在是研究每一件事情。过去形成政府的主要权势集团是商业、劳工和农业，现在权势被分成1000种响亮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必须倾听和调和。”当我们审视目前的现实时，做一个愤青无疑和逃兵没什么两样。真的要抛开政府梳理足球，那中国只能搞大大小小城市的“同城约战”。中国足球把命都交给政府足球了，这是现实。在这个既定的条件内解题，而不是沮丧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的足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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