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 Found

nginx

您所在的位置：彩富新闻 > 球队动态 > 新闻内容


申花孙吉案玩工资大挪移为赖薪欠薪扣薪频出歪招

彩富网 2011-8-25 15:29:00	【字体：大中小】【发表评论】【收藏】【打印】
分享到：新浪微博 QQ空间开心网人人网百度谷歌 More...

近日，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浦东劳动仲裁)对上海申花(微博)(微博)足球队与球员孙吉(微博)劳动纠纷一案作出裁决，支持申请人孙吉的仲裁请求，申花需要支付孙吉2009年度欠薪74.8万元。在此案中，上海申花不嫌 “麻烦”，让球员孙吉分别与上海申花、其关联企业各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此举不免让人觉得上海申花在玩乾坤大挪移，有转移自身工资支付义务的嫌疑。为申花踢球的球员为何不能从申花处拿到全部薪酬？因上海申花与孙吉均不服仲裁裁决，已于日前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该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透过此案，企业歪招对付员工，只为转移自身工资支付义务，变相达到赖薪、欠薪、扣薪目的的行为浮出水面。　　乾坤大挪移　　花样1 让关联公司承担主要义务　　孙吉欠薪纠纷一案起因于上海申花与其关联企业分别和孙吉签订的劳动合同，而就是这两份合同，让孙吉觉得自己被 “卖”了。　　2009年联赛结束之后，包括孙吉在内的申花队数名球员没能从上海申花那里拿到属于自己的全额年薪。四名球员称， 2008年申花、联城合并后，实行 “组合”劳动合同制，球员手中有一份与申花签订的劳动合同，月薪在1万元上下；另有一份合同，系与申花的关联公司、即实际投资人所控制的香港U.CITY公司签署，主要约定训练津贴及出场等内容。只是当初在签好这份合同之后，申花方面以俱乐部要敲章为由收了回去，之后就一直没有还给球员。　　在仲裁合议庭上，针对上海申花的这种 “组合”合同的做法，律师出示了孙吉与申花 2002年至2007年期间签署的合同和工资账单，证明他每年总收入在98万元至130万元之间，身为国脚级的申花主力，不可能在2009年接受一份月工资仅1.32万元的合同。孙吉认为自己的薪酬拿少了，遂要求劳动仲裁。　　孙吉表示，在这套 “组合”劳动合同中，其实很容易看出他与申花的关联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在为申花踢球。为了申花他付出100%的劳动，但换来的却是申花15%的劳动报酬，剩余85%的劳动报酬要向关联公司索要，他认为这显失公平。　　对于此案，浦东新区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上海申花需向孙吉支付2009年度训练津贴及出场费74.8万元。对孙吉申请要求申花支付拖欠工资100%的赔偿金76万余元的请求不予处理。　　对于上述裁决，上海申花与孙吉均表示异议，并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　　花样2 混淆用工主体　　记者了解到，在日常经营中，企业最常用的转移工资支付义务的手段就是混淆用工主体。　　2008年3月，杨某进入景辉商务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辉公司)担任中文教师，当时约定月工资为6000元。杨某在入职时要求与景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却遭拒绝。之后，景辉公司也未为杨某缴纳综合保险。　　2009年8月，杨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同年9月，尚在休病假的杨某被告知不需再回去上班，景辉公司将支付其半个月的病假工资。杨某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在与景辉公司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经仲裁前置程序，起诉至杨浦区法院，要求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工作期间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替代通知期工资、加班工资等，并补缴自己在景辉公司工作期间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15万余元。　　景辉公司到庭后辩称，该公司与杨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杨某系由景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山田个人雇用，为在沪求学的日籍学生补课，并由山田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的方式支付报酬，与景辉公司无关。杨某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不来上课，山田从未表示将其辞退，系杨某自行离开，因此杨某与景辉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　　主审法官经过梳理案情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确定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一节。由于杨某未能取得与景辉公司的书面劳动合同，所以杨某对于其与景辉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主张应当进一步举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杨某向法院提供了一组证据，其中包括2009年4月景辉公司为杨某出具的在职证明书；杨某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工资单若干张；证人周某、靳某的证人证言，证明他们是杨某的同事，均在景辉公司任教，每月工资通过银行从山田个人账户转帐发放等，其中证人靳某曾与景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景辉为其缴纳综合保险，证人周某虽未与景辉签订劳动合同，但景辉公司曾于2009年5月为其开具离职证明。杨某还提供了两证人的银行转帐工资明细及部分工资单，证明证人的工资发放形式及工资单形式均与自己一致。　　承办法官认为，原告提供的两名证人，与原、被告均无利害关系，他们的证词比较一致，均指向杨某与景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虽然杨某未与景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结合杨某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杨某与景辉公司曾建立劳动关系。最终，法院结合本案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判决景辉公司应当支付杨某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共计7万余元。　　花样3 只与关联企业订劳动合同　　杨浦区法院民一庭审判长顾仲表示，如今，还有不少劳动纠纷案件是企业让劳动者只与自己的关联企业签订合同，以这种方式转移自身工资支付义务。　　2009年8月，田某等三人通过招聘网站进入严记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记食品)工作，工作地点为本市隆昌路某号门店。工作期间，田某等三人要求与严记食品签订劳动合同，但管理人员始终推脱。最终田某等三人被安排与该公司的关联公司严记食屋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自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至此，原本应由严记食品每月支付的工资转移至严记食屋来承担。 2011年2月，位于隆昌路的门店突然歇业，严记食品出面通知田某等三人不用再来上班，也未再与田某等人协商经济补偿金等事宜。　　经田某等人至工商局了解情况，严记食屋已于2010年7月做了注销登记。由于严记食屋已注销，田某等人遂以严记食品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后因不服仲裁裁决，向杨浦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加班工资等共计3万余元。　　严记食品到庭后辩称，田某等人系案外人严记食屋之员工，在严记食屋前期筹备及试运营阶段，严记食品是代为招聘培训员工。无论田某等三人的工种还是工作地点均与严记食品营业范围和注册地址不符。因田某等人未与严记食品建立劳动关系，故不同意田某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庭上，田某等三人提供了严记食品的宣传册，其中记载该公司的经营地址在隆昌路某号；收银员为田某等三人的出货单，出货单抬头载有严记食品；姓名为田某等三人的考勤卡，其上写有“隆昌店”字样。对此，严记食品认为，因己方将严记商标独家授权于严记食屋，前述材料均因授权而产生，无法证明双方存有劳动关系。 2010年7月严记食屋注销登记后，作为关联企业，严记食品公司承接了严记食屋的业务。　　法官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田某等三人是否与严记食品建立劳动关系，严记食品是否将工资支付义务转嫁给了严记食屋。仅从田某等人的举证来看，不足以证明田某等人自始至终系严记食品的员工。由于田某等三人工作的地点在严记食屋的登记营业地，劳动合同亦与严记食屋签订，所以至2010年7月严记食屋注销登记前，田某等三人应当认定与严记食屋签订劳动合同。　　2010年7月严记食屋注销后，田某等三人仍在隆昌路门店工作，虽然严记食品认为其与严记食屋系关联企业，对严记食屋门店是承接关系，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故可认定田某等三人实际工作地为严记食品，故严记食品应支付田某等自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隆昌路门店突然歇业，严记食品应当将田某等三人安排至其他门店工作或协商与田某等人解除劳动关系。　　但严记食品仅通知三人不要再至单位工作，显然不妥，应当按照三人在该公司的工作期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至于加班工资一节，由于田某等三人仅系口述存在加班现象，未能向法院提供有效证据，法院无法支持。最终，杨浦区法院判决严记食品公司支付田某等三人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2.7万元。　　专家说法　　“组合合同”也不能免责　　原本一份即可解决的劳动合同为何需要分别与两个企业签订？如此麻烦，是不得已还是另有隐情？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凌云表示，一些运作不规范的企业往往会用合法的形式来转移自身的工资支付义务，利用“组合合同”这种方式来掩盖违法的目的。如企业会通过让劳动者和自身签订一份低金额的劳动合同，再让劳动者与第三方或者其关联企业签订另一份高金额的劳动合同。在特定的情况下，那个与劳动者签订高金额劳动合同的企业会破产，这时劳动者将陷入被动局面。而破产的企业其实和原企业之间存有内在联系，甚至可能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企业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转移工资支付义务，并逃避自身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庞春云律师表示，如果劳动者并非自愿而是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与本公司和其关联企业分别签订劳动合同，由于两家企业为关联企业，两份合同都指向同一名劳动者，那么可以认定该企业为该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应承担工资支付义务。一旦关联企业注销、破产或被合并，将由该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相关义务。　　劳动者举证责任更加负责　　审判长顾仲表示，近年来，法院受理的企业因转移工资支付义务而衍生出的劳动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　　顾仲指出，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混淆用人单位主体而达到“转移”目的的企业，案件审理的关键是确定到底谁是实际用工单位，劳动者需要证明自己与被诉单位存在实际的劳动关系。　　而在实际生活中，劳动者经常碰到提供劳动的单位和实际签署劳动合同的单位并不是同一单位，签约单位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且两家单位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无共同经营地址。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举证责任更加复杂。　　顾仲表示，作为有认知能力的劳动者，最好的办法还是为哪家企业提供劳动，就与哪家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这样发生纠纷后便于厘清法律关系，为案件的审理减少障碍。　　但是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还是以 “需方”占主导地位，一些用人单位往往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劳动者首先应在工作中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用人单位盖章的出勤记录、用人单位出具的在职、离职证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的记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还应提供工资发放清单等，以便查明工资究竟是通过哪家单位的账户发放的。　　其次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劳动者可以申请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相关证人出庭作证。法院认可的证人一般需要两名以上，且需本人到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　　原本一份即可解决的劳动合同为何需要分别与两个企业签订？如此麻烦，是不得已还是另有隐情？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凌云表示，一些运作不规范的企业往往会用合法的形式来转移自身的工资支付义务，利用“组合合同”这种方式来掩盖违法的目的。如企业会通过让劳动者和自身签订一份低金额的劳动合同，再让劳动者与第三方或者其关联企业签订另一份高金额的劳动合同。在特定的情况下，那个与劳动者签订高金额劳动合同的企业会破产，这时劳动者将陷入被动局面。而破产的企业其实和原企业之间存有内在联系，甚至可能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企业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转移工资支付义务，并逃避自身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庞春云律师表示，如果劳动者并非自愿而是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与本公司和其关联企业分别签订劳动合同，由于两家企业为关联企业，两份合同都指向同一名劳动者，那么可以认定该企业为该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应承担工资支付义务。一旦关联企业注销、破产或被合并，将由该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相关义务。　　劳动者举证责任更加复杂　　审判长顾仲表示，近年来，法院受理的企业因转移工资支付义务而衍生出的劳动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　　顾仲指出，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混淆用人单位主体而达到“转移”目的的企业，案件审理的关键是确定到底谁是实际用工单位，劳动者需要证明自己与被诉单位存在实际的劳动关系。　　而在实际生活中，劳动者经常碰到提供劳动的单位和实际签署劳动合同的单位并不是同一单位，签约单位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且两家单位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无共同经营地址。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举证责任更加复杂。　　顾仲表示，作为有认知能力的劳动者，最好的办法还是为哪家企业提供劳动，就与哪家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这样发生纠纷后便于厘清法律关系，为案件的审理减少障碍。　　但是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还是以 “需方”占主导地位，一些用人单位往往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劳动者首先应在工作中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用人单位盖章的出勤记录、用人单位出具的在职、离职证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的记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还应提供工资发放清单等，以便查明工资究竟是通过哪家单位的账户发放的。　　其次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劳动者可以申请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相关证人出庭作证。法院认可的证人一般需要两名以上，且需本人到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
【字体：大中小】【发表评论】【收藏】【打印】【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