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郎效农与足协官员来到八一体工队检查俱乐部中超达标情况,在路过一幢三层小楼时,陪同检查的李富胜说"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纪念碑",郎效农一眼也认出这是11年前召开红山口会议的地方。在当时其实只是八一体工队的一个招待所,现在改名叫做八一宾馆,在装修后接待很多来北京香山、西山、八大处旅游的游客住宿,标准间的标价也在100元左右,而在1992年的房价只有20元,还要凭介绍信才能入住,当年会议就是李富胜找了宾馆主管领导才召开了"红山口会议",会议从1992年6月22日至27日,这6天也被深深地烙在了中国足球的历史上。
这个会议迟到了整整四年
1992年初恰逢国奥队失利,王俊生刚接手足球工作对国奥队的失利立即进行了深层次的总结,王俊生是从体制和机制更改的角度剖析了国奥的失败,并提出了"改革将从体制开始,逐步涉及到领导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具体的改革方向也十分朦胧,至于推动职业联赛还是在逐渐的完善当中。事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国奥兵败导致了红山口会议提出足球改革",但是鲜为人知的背景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早在1986年就开始督促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应该说红山口会议迟到了整整四年。
"中国足球可以成为改革的试点,要在体制上可以脱离体委,挂靠部委出资办球队。"1986年,当时担任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提出了而且列出了一些能够合作的部委名单。胡耀邦的意见经过国家体委转到了当时的足协,随即负责此事的马克坚开始两年的"公关工作"。
那时的马克坚就着手与当时的化工部、石油部、铁道部等部委联系主办足球队,这些部委经费较为充足,出资办球队问题不大,只是当时还没有"职业足球"的概念,体委也仅仅限于有了资金可以脱离原来的管理体制闯出一条新路。在协商中,这些部委领导也十分开通。化工部一名领导也说:"足球运动员开汽车去训练,跟骑自行车去训练,完全是两个档次",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样的思路也非常难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改革措施遇到了很大障碍,时机也并不成熟,因而被延缓了。
1992年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格局变革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遇到了不少阻力,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也给了各方面更大支持。当时国家体委还是属于部委系列,能够经常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获得一些当时的最新指示。3月,当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袁伟民在参加会议后,回来传达"今年召开的十四大上中国经济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体育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当时体委刚刚开始推行奥运战略,为了避免对其他体育项目更大的震荡,最终选定把足球作为突破口,根据足球改革的经验再推广到其他项目。
所以在红山口会议后,当时会议改革的所有文件均被其他运动项目的主任全部"借"去,再也没有还回来,会议文件最后只剩下了两份,一份存档,另一份则留在起草文件的马克坚手里。红山口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李铁映要求"足球学德国"
当时足协每年都要召开足球工作会议,成为当年足协的一个例行工作,一些老人都觉得"不像现在除非有罢赛这样的大事才开足球工作会议"。而召开会议时选址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由当时体委相关单位承办,足协补贴部分费用。如1991年的足球工作会议就选在了西郊的国家队射击场住宿楼里召开,1992年召开时也是考虑到经费问题,王俊生3月份在昆明开会时,确定6月将召开足球工作会议,八一体工大队当时的大队长吴皖湘表示"回去我问问红山口的招待所",6月底招待所没有接待会议,于是回京后确定会议在6月22日至27日召开。
不能不提到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对于推动足球改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确定足球为改革试点后,伍绍祖在向李铁映汇报工作时,李铁映表示"中国足球的改革一定要学世界上足球最强的国家,要学习德国足球",李铁映基于1990年德国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原因,提出了这个观点,当年足协才请来了施拉普纳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施拉普纳也给当时摸索足球改革的足协工作人员提供了很多材料,当时马克坚一手"引进"了施拉普纳,王俊生安排他负责起草多达22个文件的文字材料,在起草过程中,他也多次询问施拉普纳德国足协的机构设置等等问题,马克坚回忆说:"当时的足球改革被打上了很深的德国烙印"。
当时的马克坚是足协最为忙碌的人,他既要负责中国队的训练比赛还要起草文件,他每天上午8点到足协上班处理日常事务,10点和下午4点都要到训练局内负责国家队训练工作,晚上才能写材料。其中关于俱乐部章程,是马克坚带中国队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赛期间写完的,在酒店用传真机一页页传回足协。
就在今年4月10日施拉普纳来到北京还找到马克坚叙旧,他告诉马克坚,自己已经是德国援外教练委员会的主任,他正是凭着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当官",现在他是蒙古、印尼等国足协的"熟客"。马克坚也很感谢施拉普纳当年把自己所了解的德国足球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足协,而施拉普纳同样是红山口会议的参加者,他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
6月22日红山口会议的第一天是上午由王俊生做年度工作报告,下午讨论,而晚上7点半安排了施拉普纳在体工队的礼堂内做了德国足球专题介绍,施拉普纳讲话刹不住车,一下子讲了近两个小时,连马克坚也有些担心,但是谁也没有提出打断他的发言,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外籍主教练,也是因为他所描述的德国足球现状也是未来中国足球改革的目标,就连11个城市的主管体育的市长也像小学生一样在下面听课。
会场破天荒没挂国旗
在参加红山口会议的与会代表中,除了国家体委伍绍祖、袁伟民、地方体委领导和足协领导外,还有北京、上海市的市长也参加了会议,这是李铁映特别邀请来的代表,李铁映深深了解,当时中国足球的改革如果离开政府支持将困难重重。当时足协在会前确定了北京、上海、天津、大连、沈阳、重庆、武汉、广州、西安、深圳、青岛等11重点城市,为了让市长们支持足球,李铁映还专门安排这些市长到欧洲考察了德国等国家的足球开展普及工作。
而有意思的是,在红山口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延边体委主任崔光伦看见文件上重点城市里没有延边,于是他立刻强势公关,找到伍绍祖、袁伟民和王俊生一定要加上延边,考虑到当时延边队成绩也不错,最后扩为12个足球重点城市,而延边也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市长参加红山口会议的足球重点城市。只是到会的11位市长没有住在招待所里,被安排在西苑宾馆。
当时开会前有一个小插曲,以往每次足球工作会议都要悬挂国旗,但是为了突出李铁映关于未来足球改革"足协实体化,俱乐部职业化"的思路,红山口会议"破天荒"在大礼堂内只悬挂了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会旗,但是一些地方体委主任马上就向王俊生等人提出疑问"会场为什
么不挂国旗",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足协的实体化改革的一部分",在思维方式的冲突和矛盾中红山口会议拉开序幕。
会议代表都领到了足协下发的会上引发激烈争论的22份文件,其中包括新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规划》,修改后的《中国足协章程》,以及第一次"面世"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章程》、《中国足球运动员管理规定》,其中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份文件是《中国足协关于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国际上流行的"转会"当时还只能被冠以"人才交流"。
第一天会议平稳度过,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球员工资规定吓人一跳
23日,红山口会议进入讨论改革方案和意见的议程,结果连续两天各地体委主任纷纷炮轰足协草拟的这些足球改革,使得红山口会议成为一个战场。俱乐部职业化的改革动了各地体委的蛋糕,所以体委主任们几乎全部反对,当时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脱离了体委,谁来领导球队",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一些体委主任还提出,"我们培养的队员为什么要给企业"。
而另一个问题的焦点则在于"俱乐部改革能不能养活自己",当时国家体委和足协提出靠"三费"和"三票"来养活职业联赛和俱乐部,"三费"为广告费、电视转播费和转会费;"三票"是门票、彩票和股票,一些体委主任会上说"我们一场比赛才两毛钱一张票,队员靠门票连水都喝不上"。北京体委主任马贵田谈到在中国建立足球俱乐部要根据各省市的物质条件逐步进行。
地方体委的意见给王俊生等足协领导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会议整整两天都没有停止过争吵。但是还是李铁映的出手扭转了红山口会议的走向。23日和24日两天李铁映没有参加讨论,但是处理事务时,他也牵挂着红山口会议,他听到了各地体委主任反对足球改革的意见汇报。
6月24日晚上5点半,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参加红山口会议的市长和各地体委主任。李铁映发表了讲话,重点是针对两个焦点问题,对于争论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建立足球俱乐部制度是与国际足球接轨的大胆尝试,我们办足球俱乐部,要讲物质条件、技术水平,可能一下子不能完全达到,但是在体制上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首先是要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他的讲话和期望彻底扭转了各省市体委的反对意见。从25日开始,红山口会议的与会者们进入足球改革完善和修改,不再对是否改革产生疑问。25日也对会上下发的22份文件逐条进行了讨论。其中在运动员工资上提出了修改,当时《中国足协运动员工作合同暂行条例》中有"运动员工资不低于3000元"的条款,但是一些体委主任认为"我们在体委一个月基本工资才60多元,就算是交给企业也不可能给这么多钱",最后马克坚从文件中删掉了这一条款。但是职业联赛刚刚开始,队员的工资就让体委主任们傻眼了。
会议26日进入足协改选,新的领导班子中,许放被补充进入足协,尽管他没有参加之前的会议,但是在改选获得通过后,许放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会议。为了赶在27日表决通过章程,负责文件修改的杨秀武26日整整忙了一个通宵未合眼,在会议的第二天表决的报告和章程全部交给了与会者。李铁映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由于他的力挺,红山口会议成为了中国足球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