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是通过投资主体的变更，资本结构的整合，为西迁铺平了坚实的道路，也使这支一度陷入生存困境的球会柳暗花明。可以说，国际依靠资本经营获得重生的希望，而这本来是国力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如果李志民最初不那么执拗，在股改谈判中主动放弃大股东的地位，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国际西迁的可能，而目前的浐灞国际队或许应该是浐灞国力队了。

　　国力错失良机的背后

　　国力是依靠李志民自己的钱和贷款起家的。从企业的角度看，李志民既是老板又几乎是惟一的投资主体，随着经营的盘子越来越大，国力在享用浮华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旦球市出现波动，或者企业现金流“断流”，而李志民又拿不出钱来，国力马上就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事实上，无论是球市低迷还是高潮，国力似乎总是缺钱。由于前期对足球的投入过大，李志民已经没有充分的资金保证俱乐部的运营，即使在球市火爆、各种商业赞助纷至沓来的幸福岁月，国力也无法实现资本的积累，而是拆东墙补西墙，挣来的钱基本上补了过去的窟窿。若要让国力做大做强，必须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引入更具实力的资本，共谋发展，共担风险。

　　据说，早在2000年，围绕国力股份制改造的研究和论证就已经展开了。那个时候，国力还是香饽饽，对国力感兴趣的企业不少，政府方面也积极撮合国力的股改。但不知怎么搞的，国力的股改历经多次反复，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结束。据说，在谁是最大股东的界定上，李志民与谈判的各方分歧较大。李志民坚持国力是最大股东，而有意入主国力的企业无法认同。或许是李志民拥兵自重，或许是他有难言之隐。总之，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了股份制改造，是国力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而战略性的错误是难以挽回的、致命的错误。从2003年起，国内联赛进入泡沫化消退后的市场大萧条，足球的关注度降低，假赌黑让足球职业联赛几乎成了社会公害的代名词。联赛内呈现出大量资本纷纷择机逃离的崩盘趋势。此时，国力生存更加举步维艰，球市下滑，赞助商难找，球队开不出工资，到处举债。几乎陷入绝望的李志民决心赌一把，请来了王珀力挽狂澜。王珀不仅不是拯救国力的高人，反而在他的任内，国力从经营危机陷入信任危机。在错失股改机遇后又用错了人，李志民眼看着国力一步步走向死亡。一个曾经享誉全国的金牌球市也随之消失了。

　　国际西迁的经营谋略

　　目前还无法预测西迁后的国际在西安的前途，但必须承认，国际西迁本身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此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动迁的球队能如此从容、如此体面地实现大迁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策划球队动迁的运营案例。

　　国际西迁经过了2年的运作，这段时间完全可以视为对国际西安主场的提前经营。首先，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国际来陕，对于陕西意味着重振金牌球市，并以此为杠杆，撬动陕西三大球项目全面启动，也就是说，国际西迁不是简单迁徙，而是上升到振兴陕西体育战略的高度。对于上海来说，国际的离去，是发达地区在文化体育事业方面支援西部的具体体现，而不是单纯的谋生路。其次，国际来陕前，俱乐部的资本结构的重组已经完成，西安一家有实力的公司购买了国际股份，成为大股东。新的投资主体既让国际成为真正属于陕西的球队，也使国际来陕后有强大的经济实体做支撑，免除了球队的后顾之忧。最后，国际西迁的过程中，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没有提前炒作，乱放空炮，而是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后才最后摊牌，将西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控制到最小。上海的媒体直到最后时刻才知道球队要走了，只埋怨国际不够意思，但从企业经营机密保密原则看，国际的做法倒也无可厚非。

　　李志民的背影和徐泽宪的影子

　　作家张贤亮说，当今的中国是企业家时代，通俗地说，这是个老板的时代。老板的禀赋、性情往往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因而，李志民和徐泽宪是不能回避的关键人物。

　　李志民谈到国力的兴衰，总是感慨世事的沧桑，埋怨国力得到的各方支持不够，埋怨身边的人关键时刻不讲情义，离他而去，甚至落井下石。一个曾经是李志民左膀右臂之一后来又离开他的人士说：“我算是最了解志民的人。严格地说，李志民是最不像商人的商人。做起事情来往往感情用事，有钱的时候，他毫不吝惜钱财。没钱的时候，他还特要面子，太相信自己了，最终受到的伤害也最大。”李志民完全可以在国力最吃香的时候急流勇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硬撑国力到死。从深层次上说，李志民是把国力当作家族企业经营的，而从中国足球联赛现状看，足球作为一个烧钱运动，依靠老板个人的财力是玩不起的，而必须是那些具有城市经营能力的大商家或者大财团才能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