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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世芳品人录之杨一民：屡遭回绝友谊从误会开始

彩富网 2006-12-18 10:41:00	【字体：大中小】【发表评论】【收藏】【打印】

2003年11月30日下午，深圳市体育场，申花队以大比分输给深圳健力宝队，但仍然获得了甲A时代的最后一个联赛冠军。　　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在球员休息室门口见到了杨一民，他刚颁完奖，一个人在冷清的角落里抽着烟。与球场上两支球队同时欢庆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微笑着，缓缓地伸出了那只刚刚颁完奖的手，向我道贺。我摇摇头，无奈地数落着那场比赛的糟糕场面。夕阳余晖洒落在草地上，看台上焰火燃烧后飘散的硝烟，转瞬化作了往昔的歌谣。　　[一] 　　我对着杨一民开起了秦宁的玩笑："秦宁幸亏在青岛工作，如在上海用沪语称呼就比较容易误解。因为在沪语里面，’秦宁’，就是’情人’，而’秦总’，就是’情种’"。秦宁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而杨一民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依然是一脸的不苟言笑。　　2001年12月21日，申花重组挂牌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北京向中国足协汇报情况。当时在北京的几个中国足协副主席我们都见到了，唯独没见杨一民。十天以后，足协在成都召开联赛工作会议，在报到当天晚饭的时候，我与第一次见面的各俱乐部老总互相握手，寒暄。当介绍完四川全兴老总许勇以后，坐在许勇边上的就是杨一民。我当时穿着一件唐装，在与会者中间确实有点“抢眼”。杨一民与我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然后用异样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坐下后继续聊他们的天。那次会议除了总结和部署联赛工作以外，还进行了抽签仪式，结果当年联赛的首场比赛，我们主场迎战红塔，然后是力帆等中等实力的球队，而到第7轮才是和中远的“德比”。这样慢慢地预热，对于当时以年轻队员为主的申花队来说，还算是一支不错的签。　　一个月以后，足协在海南博鳌举办俱乐部老总高级研修班。说是研修班，其实也就是请一些足球界资深人士给老总们讲讲课，老总们互相熟悉和沟通一下。一天黄昏，足协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是杨主席有事找我，让我去酒店的露台。我立即赶到那里，秦宁、董罡、张义峰和顾恺等老总都早已坐在那里，嘻嘻哈哈地互相开着玩笑。我问杨一民找我有什么事？杨一民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说道没事，叫你来一块坐坐。于是我就在秦宁的边上坐下，一起聊天。在去博鳌以前，为了商量刘军转会的事，我已先去了一趟青岛。所以跟当时颐中俱乐部老总秦宁也比较熟了。于是我对着杨一民开起了秦宁的玩笑：“秦宁幸亏在青岛工作，如在上海用沪语称呼就比较容易误解。因为在沪语里面，‘秦宁’，就是‘情人’，而‘秦总’，就是‘情种’”。秦宁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而杨一民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依然是一脸的不苟言笑。晚上回到房间我一直在纳闷：到底是杨一民对我有成见，还是我对杨一民不了解。总觉得与这样个性的人很难接近，很难打交道。　　在研修班期间，足协忽然又推翻了成都会议上抽签的结果，把第7轮的上海德比提前到第1轮进行，开幕式就放在上海。这一决定事先一点也没有征求各个俱乐部意见，老总们都议论纷纷。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在文化事业单位工作，而又初涉足坛的人来说很不习惯，觉得这样的操作至少不规范。同时中远俱乐部也对赛程表示不满，根据成都会议的抽签结果，上海两支球队将分别岔开主客场，即每轮比赛均有一个队留守上海，另一个队奔赴外地，这么做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给两家俱乐部拓展了生存空间。而在修改后的新赛程里，申花和中远两队同时在上海的主场比赛高达20轮之多，这样既不利于球市，也为电视转播制造了麻烦。为此我去请教杨一民，回答出乎意料的简单：这是赞助商的要求。但他同时表示，中远和申花的比赛可以一个放在周六，另一个放在周日。这天午夜，我与一位上海媒体的记者聊到很晚，觉得联赛的随意性太大，似乎除了赞助商利益以外，其他各方面的利益都不重要。而且沟通的渠道也不十分通畅。我总隐隐地觉得，重组以后的申花在与中国足协的沟通方面，似乎有某种无形的隔阂，但又找不出原因。　　[二] 　　杨一民笑眯眯地对我说："其实，那时我对你也不了解。我曾经向老俱乐部的人打听你的身份，他说你是上海大剧院卖票的。第一次在成都，后来又在天津，看到你穿着唐装，披着围巾，心想，这不是个小玩闹么？以后接触多了，特别是上个月的反思会以后，改变了我的许多看法。" 　　那年九月中旬的联赛间隙期间，杨一民来上海考察工作，那天正好建业俱乐部老总杨楠也在上海，我三个人一起吃了顿午饭，正好也聊聊天，互相沟通一下。与年初时相比，我与杨一民已经熟悉了不少，大家聊得也比较轻松。话题不经意地回到了年初申花重组时，杨一民笑眯眯地对我说：“其实，那时我对你也不了解。我曾经向老俱乐部的人打听你的身份，他说你是上海大剧院卖票的。第一次在成都，后来又在天津，看到你穿着唐装，披着围巾，心想，这不是个小玩闹么？以后接触多了，特别是上个月的反思会以后，改变了我的许多看法。”我们三个一起笑了起来。　　杨一民说的那个反思会，就是2002年8月8日在北京大宝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阎世铎主持，杨一民和老郎也都参加了。主要议题，除了总结反思中国足球在韩日世界杯失利的原因，还讨论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定性、提高联赛水平和市场商务开发等问题。会议邀请了马冰、林乐丰、董罡、瞿郁明、张义峰和我等六个俱乐部老总。因为会议范围小，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有人质疑快乐足球，重新强调“三从一大”，也有人认为加强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是提高中国足球联赛水平的根本。我则主张学习60年代中国女排的经验，引进类似大松博文这样的高水平外教；中国足协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国内联赛引进外援数量，重点培养国内的本土球员。就国内足球而言，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具有国际水平的队员，我们缺的是先进理念和意识，而优秀的外教可以帮助我们弥补这个缺失。就像治病输液，如果只是引进外援，那就像往肌肉里输液，特别是有些外援来了以后，把一些不好的习气也带进来了。而解决主教练的问题，才是往血液里输液。杨一民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在讲话中，以强调的语气，再次重申了每队在联赛中必须要派至少两名21岁以下球员上场比赛的规定。并要求俱乐部把梯队建设作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大计来抓。足坛年维泗等老前辈也参加了会议。有意思的是，在谈到队伍管理和球员素质教育等问题时，年老还特地提到了当年国家队的林乐丰：“这真是个好人。在国家队时，从没见他喝酒、玩牌。训练结束后，总是在一边静静地学习、看书”。听了这些话，我即席写了一段感想，递给了坐在我身边的林乐丰。这段感想一年以后被我用到了《好人林乐丰》的随笔里。不料近年来，却屡屡听到林乐丰挨罚的消息。真搞不清是林乐丰退步了，还是中国足球进步了。　　[三] 　　在去金桥基地的路上，我第一次正式向杨一民提出请贾秀全出任申花助理教练的请求。杨一民对当时正在海南带领国青队集训的贾秀全给予高度评价。所以，对于我的请求，杨一民毫无商量余地地予以了回绝。　　2004年2月22日，亚足联的A3联赛在上海举办，恰逢亚冠我们同韩国全北现代的主场比赛也是这个时段。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打两场重要的国际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曾通过中国足协向亚足联报告，要求把亚冠赛程往后延期一周，实在不行，哪怕延迟三天也好。后来，正式的比赛日程下来了，两场比赛居然安排在2月25日同一天进行，只是一场安排在下午，一场安排在晚上。顿时国内舆论大哗，这样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安排，真让人啼笑皆非。中国足协也表示无能为力。几经周折才最后确定，25日晚上的A3对日本横滨水手队的比赛，由一线主力来打，下午亚冠比赛由U21(即21岁以下)的青年队来打。更加困难的是，杜威、于涛和吉祥兄弟等主力队员都去国奥队备战外围赛，队里还有许多伤病情况，形势非常严峻。　　为了打好这两场比赛，杨一民提前从北京赶到上海。2月20日下午，他先来到申花康桥基地，看望了队员，并给申花将士作了战前动员。我主持了会议，杨一民讲话。整个动员会进行了将近20分钟，杨一民鼓励申花队员争取在本次赛事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在日韩对手的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你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上海申花，还有整个中国足球。”至于国奥队员缺阵，杨一民则认为，“不要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他们不在对球队的实力肯定有影响，但是影响也非常有限。申花队的实力并不差，我希望大家不要过多考虑这些问题。集中精力打好比赛，争取100%地，甚至超水平地展示自己的风采。”在完成了康桥基地的动员之后，我又陪着杨一民前往金桥基地对上海国际队以及即将开始奥运会外围赛的中国国奥队进行了动员。　　在去金桥基地的路上，我第一次正式向杨一民提出请贾秀全出任申花助理教练的请求。杨一民对当时正在海南带领国青队集训的贾秀全给予高度评价，国青队集训期间，同来访的日韩球队和部分在海南的国内甲级俱乐部球队进行了训练比赛，对于国青几场热身赛的战绩，杨一民用了“平趟”两个字。所以，对于我的请求，杨一民毫无商量余地地予以了回绝。　　[四] 　　2005年1月，杨一民来上海开会，特地打电话请我吃饭。饭桌上还提起贾秀全。那时，我虽然远离了圈内的是非。但对于贾秀全，直到现在我内心仍充满歉疚。　　2月25日是个黑色星期四。那一天从下午到晚上，上海申花、国际两支球队的三场比赛都输了，但下午申花青年队的亚冠赛还是不错的，场面也不差，只是最后五分钟被对手攻进一球惜败。当天晚上，一位记者在电话里表示了遗憾：“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一日三败啊。”翌日上午，在上海新元宾馆召开了中超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我再次向杨一民提及了贾秀全的事，杨一民还是那个态度，于是我只得去北京设法说服阎世铎。　　关于请贾秀全出任助理教练的事，是那年元月6日下午董事会高层开会研究决定的。那次会议决定新赛季聘请外教，并请一个国内的优秀教练协助外教。当时就决定聘请曾在申花当过助理教练的贾秀全回来。但期间几经周折，最后总算说服了中国足协的几位领导，贾秀全也终于得以成行。3月下旬我去北京，杨一民见到我，还特地关照，“小贾是个非常优秀的教练，我们足协原本是不同意放的，现在你们既然请了他，就要为他负责，不能亏待了他。合同是否签得长一些，最好三年。”其实关于合同，我们董事会已经作了长期的打算，只是后来由于我在聘请外教问题上的失误，连累到贾秀全，才使得他不到7个月就离开申花———此是后话。　　小贾走后不久，我也辞别工作了3年的足球圈。2005年1月，杨一民来上海开会，特地打电话请我吃饭。饭桌上还提起贾秀全。那时，我虽然远离了圈内的是非。但对于贾秀全，直到现在我内心仍充满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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