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姚明经纪团体成员，左起：章明基，海逊格，姚明妈妈方凤娣，陆浩，王晓鹏。

　　个人、国家，利益、责任……在中国体育界，这些名词间的冲突依然在继续。而在同世界更多接轨的新时代里，也出现了变化的可能。

　　此时，中国的运动员们又有了新的梦想。

　　像潮水，电视台、电台、通讯社、报纸、杂志、网站共152家媒体，皆为姚明而来。6月26日，姚明召开了他备战奥运会的新闻通气会。

　　时间上有惊人的巧合，作为一个开始，整整6年前，美国当地时间2002年6月26日的NBA选秀大会上，休斯敦火箭队挑到中锋姚明。

　　这是时间的巧合，也是历史完成的一个轮回。六年间，中国体育太多的变化已经发生。六年前，姚明甚至差点未能被放行去NBA，由于遭遇重重障碍，在选秀当天的凌晨两点，火箭队才拿到姚明的放行传真；而“不听话”的王治郅就在这年年底被中国篮协开除。六年后，仅在中国男篮内，易建联已登陆NBA，孙悦也得到了他的合约……

　　双输 新规 接轨

　　姚明的NBA之路并非坦途。在他之前，第一个登陆NBA的中国球员是王治郅。原效力八一队的王治郅于2001年与达拉斯小牛签约，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登陆NBA的球员。

　　2002年，王治郅拒绝回国参加集训，并先后拒绝代表国家队参加男篮世锦赛和出征亚运会，当年底，中国篮球协会将他开除出中国男篮，英雄突然变成了踏上不归路的浪子。

　　从此直到2006年间，中国篮球队少了王治郅这个“亚洲第一人”，而王治郅也无法借助中国市场提高其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有王治郅的先例，中国篮协对姚明前去NBA的态度更为谨慎。2002年4月20日，姚明带领东方大鲨鱼队第一次将CBA联赛的冠军留在了上海后，东方俱乐部才公开宣布同意姚明去参加NBA选秀，但这时，中国篮协仍未正式表态。

　　中国篮协随即颁布新规：中国球员到国外打球，要通过中国经纪人协商转会事宜。随即在5月组织的考试中，12名篮球经纪人通过考试并注册。

　　为与NBA接轨，“姚之队”也在组建之中，领头人是章明基，参与者包括通过篮球经纪人考试的中国经纪人陆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海逊格博士、美国经纪人比尔·达菲、律师王晓鹏和美国BDA体育经纪公司市场主管比尔·桑德斯。《体育画报》篮球记者易小荷认为，“姚之队”包括中、美双方成员，熟知两方情况，所以最后达成沟通，扫除了CBA的疑虑以及利益分配问题。出国前，姚明书面保证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

　　迈克尔·戈德堡，这位休斯敦火箭队的法律顾问后来回忆说，2002年6月26日选秀当天的凌晨两点，他才接到姚明的放行传真，这其实已经过了火箭队原来定下的选秀前两天的最后期限。

　　这一纸传真，也开始了中国篮球跟世界接轨的真正尝试。

　　变化成为可能

　　“我的职业生涯是由很多东西拼凑起来的：我的篮球、我的商业价值，我在NBA打球，当然国家队也属于我的篮球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这其中缺了任何一样，在目前的商业体育上来看都是不太可能。”6月26日的发布会上，姚明强调。

　　和美国不同，在中国体制下，运动员们一般要经过县、市、省层层培训和选拔，得以进入国家队，他们由国家供养，由国家管理，缺少个人自由度。

　　相比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姚明最特别之处，则在其背后的“姚之队”。

　　不经意间，“姚之队”开始了中国人在体育领域的一个新的尝试，由专门的团队为运动员提供服务。

　　在章明基看来，“姚之队”包括熟悉中国体育机制、美国体育、品牌运营、媒体公关等方面的多名专家，分别从专业角度，提供信息、建议和所需要的服务，但运动员拥有最终决策权。“比如这几年，姚明想多做公益事业，我们就帮他了解，哪些项目，对社会的回报更科学、更有效，但由他来最后决定怎么做。”

　　“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姚明不会在球场之外太累，只有当连续两天休息后，才会让姚明参加商业活动。姚明妻子叶莉的膝盖受伤需要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请高水平的医生为其手术。这一切，自有“姚之队”安排，姚明不需要过问。

　　姚明登陆NBA之初，“姚之队”委托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姚明做市场调研。500页调研报告的指导原则是“耐心”：“我们希望他既谨守这个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能代表新生代的力量。”而“姚明”一词进一步被“姚之队”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

　　在榜样姚明的摸索之后，易建联和丁俊晖们轻易就复制了这些。“随着与‘姚之队’类似的团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成熟，并能被广泛接受，说明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球员的个人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姚之队”负责人章明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磨合 双赢

　　今年回国参加奥运之前，围绕姚明回国日期以及训练、热身赛的时间安排等，“姚之队”事先和篮管中心进行沟通。类似对接，双方已经很熟练。但在此前的6年内，双方经过了一个磨合。

　　2003年亚锦赛前，姚明曾被国家队召回20周。训练中，国家队在全国各地打了9场表演赛。“那些比赛对我们毫无帮助，只是为了挣钱。”姚明在自传中抱怨，“我感觉那么累……任何人打了那么多场比赛都会很累的。”

　　当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也有难处。该中心主任李元伟认为，在美国，个人导致变化。在中国，国家导致变化，个人服从。所以虽然可以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或是非曲直有自己的主意，但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国家的大环境。他可以用某种方式思考问题，但也必须代表CBA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章明基认为，姚明身为中国体育机制下的中国球员，又在美国打球，两个身份有契合处，肯定也有冲突。

　　6年中，“姚之队”和中国篮协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大家能互相理解和尊重各自的处境和需求。

　　章明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用职业的方式去化解问题，大家已经达成了这种共识：姚明全力以赴尽力完成国家队所要求他做到的，篮协也给他必要的支持。”

　　2007年，姚明就获许缺席了当年的亚锦赛。这显示，双方的理解在逐步加深。“开始时，篮协出于商业利益驱动会安排一些热身赛，变相挣钱，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大改观。”《篮球先锋报》主编苏群介绍，而“姚之队”和中国篮协经过沟通，相互尊重，既能够使姚明在国家队的效益、作用可以发挥到最大，又不至于影响其身体、伤病，“这是制衡的结果”。

　　根据分配方案，姚明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篮协的收益不言自明，同时篮协的决定也会得到姚迷们的好感。从王治郅到姚明，球员和管理者之间的故事，从双输走向了双赢。

　　“王治郅是第一个去NBA的中国球员，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尝试过。这之中，碰到的各种因素需要去平衡、化解，有磕磕碰碰很正常。他是一个先驱者，他的经历对姚明来说有很大帮助。”章明基说。

　　国家利益 个人利益

　　在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李元伟看来，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说明了在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他没回来，伤害了很多球迷的感情。中国的体育事业掺杂了很多民族自豪感。全民在支持国家发挥它的潜力。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财来培养运动员，就是为了让这些政府赞助的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都是中国运动员必须面对的。”

　　王治郅故事的最后结局是，在以一切确保2008奥运的原则下，国家体育总局发出了“问题球员大赦令”，大郅为拒绝回国向国人和有关方面道歉，之后双方达成了谅解与默契。2006年4月，王治郅回国，冰释前嫌的中国篮协重新张开怀抱表示欢迎。北京奥运会上，他和姚明一同出现在赛场。

　　一个对比是，姚明的上海老乡，同样作为中国体育巨星的刘翔，没有这样商业化的团队，也没有个人的经纪人。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他的商业开发，分配方案则是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的分配政策，运动员占50%，教练员拿15%，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占20%，中国田协留15%。

　　刘翔得到了国家的精心照顾，几乎得到了运动明星能享受的最高待遇。

　　奥运会之前，有30名进行过专业训练的武警对他进行贴身护卫，6名来自上海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专门的生活保障组。为保证训练内容的绝对机密，刘翔每次训练之前都要清场。

　　中国篮球的体制曾为人们所诟病，姚明一度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有潜力的新秀能够被送到欧美联赛去发展。“中国男篮的体制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球员自由度不够，几乎没有流动性。”章明基说，“一些明星球员，比如刘炜一直呆在上海，朱芳雨就一直在广东，没有合同的概念。虽然联赛已经市场化，但球员和教练员市场化不够，这对球员个人能力和联赛水平都是很大的制约。”

　　在苏群看来，目前中国篮球界已达成共识：国内现有条件下，不能再培养出更高水平的球员，向高水平国家输出球员，和为国争光并不矛盾。

　　自由的梦想

　　身为篮球运动员，姚明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一枚奥运金牌。但他在另一条路上，成为效仿的榜样。2007年踏入NBA的易建联同样有一支庞大的经纪人团队——包括篮球事务和商业开发两部分人员的“易之队”。

　　丁俊晖的身后，也有了“丁之队”，其中方经纪人也是陆浩，“丁之队”延续的正是“姚之队”的模式。

　　中国男篮球员孙悦成为一个最新的例子。8月26日，洛杉矶湖人队正式宣布与其签约。

　　在章明基看来，“姚之队”所代表的形式，是对举国体育体制的一种有益补充。而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全民体育将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样，将来更多的优秀运动员会脱颖而出，更多人会注重享受体育的过程，而非结果。

　　章明基认为，中国体育体制是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的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个人有了选择的自由。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它领域的自由来得慢。

　　如今的姚明有着许多美好的梦想，其中一个是，“我梦想中国的运动员能被当作个人来对待。运动固然是为了国家，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运动员也应该被允许从中受益。他应该能够自己决定去哪里打球以及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如果一个球员想穿和队伍中其他球员不一样的鞋，他应该可以这样做。”这点写在他的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里。

　　但至少是目前，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是少数的体育明星。也许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体育运动员，会将这种新的可能变为现实。